宗教虔诚与爱国情怀——法显西行壮举的精神动力

　　魏道儒

　　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一千几百年间，或受朝廷委派，或自发结伴西行的求法者数以千计。其中事迹最感人者，当属东晋时期的法显。

　　已过花甲之年，为了佛教的健康发展而踏上九死一生的求法之路；已逾古稀之年，为了记录口耳相传的佛教典籍而在异国他乡苦学梵书、梵语；到了耄耋之年，为了尽早译出汉地缺少的经典而毅然取消回长安的计划。虔诚的宗教信仰与炽热的爱国情怀相结合，是法显创造奇迹、完成壮举的不竭精神动力。

　　一

　　法显俗姓龚，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有关他的生卒年代，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有关他的年龄，各书记载也有不同。

　　关於法显的世寿，《高僧传》卷三《释法显传》[1)记为“春秋八十有六”。同时代的《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傅》谓其“春秋八十有二”。《开元释教录》与《出三藏记集》属於同类著作，但在卷三采用《高僧传》的说法，可能有其所本。在没有其他更权威的资料之前，我们采用《高僧传》的说法。

　　关於法显逝世的最早时间，可以参考三方面的情况来判断。其一，根据《摩诃僧只律》卷四十後所附的《摩诃僧只律私记》载，佛陀跋陀罗和法显共同翻译《摩诃僧只律》，於束晋义熙“十四年(418)二月末都讫”。所以，法显逝世至少是在418年二月之後。其二，法显共参与翻译经典六部，除了《摩诃僧只律》和《大般泥洹经》有明确翻译时间外，不能断定其他或存或佚的四部典籍都是在《摩诃僧只律》之前翻译完成。其三，《高僧传》本传和《出三藏记集》本传记载相同，均谓其“後至荆州，卒於新(辛)寺”。以上两种情况表明，法显在翻译了《摩诃僧只律》以後，还有一段时间的活动，418年不能定为法显在世的最後时间。保守的推算，法显逝世最早在419年。

　　法显逝世的最迟时间，可以参考《弥沙塞律》翻译一事来推测。《出三藏记集》卷三《弥沙塞律记》记载：“法显……众经多译，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423)七月，有厨宾律师佛大(驮)什来至京都……请外国沙门佛大什出之。”《高僧传》卷三《佛驮什传》的记载与此相同。这裏提到的宋景平元年(423)七月，是佛驮什到建康的时间，不是法显逝世时间。再考虑到法显是在荆州逝世，不是在建康。所以，法显逝世时间至少可以上推到422年。这样，我们可以把法显逝世的时间大体确定在419年到422年的三年之内。

　　根据《法显传》记载，法显是於弘始元年(399)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求法之路。那麽，当时他的年龄应该在六十三岁至六十六岁之间。也就是说，法显是在已过花甲之年西去求法。他游历了将近三十个国家，首尾经历十五年後，於义熙八年(412)在山东牢山登陆。当时他的年龄在七十六岁到七十九岁之间。

　　法显游历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地方，范围之广，可谓前无古人。汤用彤先生总结说：“盖法显旅行所至之地，不但汉之张骞、甘英所不到，即西晋之朱士行，束晋之支法领足迹均仅达于阗。在显前之慧常、进行、慧辩只闻其出，而末闻其返。康法朗未闻至天竺。至於于法兰，则中道终逝。故海路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实际上，在千余年的西行求法史中，以如此高龄兼走陆路与水陆，除法显之外没有第二人。

　　法显西行求法取得成功，同时代的人也认为这是空前的壮举，并且高度赞扬他的精神：“於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束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後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可以说，这裏的“诚”，就是宗教信仰的虔诚；这裹的“志”，就是报效祖国的壮志。

　　法显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对後代的西行求法者具有巨大激励和鼓舞作用，唐代义净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涂，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胜涂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蹇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遗命。”

　　在这裹，义净是把法显与玄奘并列。和玄奘相比，作为“创辟荒涂”的开拓者，法显除了年迈之外，路途中条件也更艰苦，遇到的凶险也更多。在西去涂中，法显除了曾得到张掖王段业、敦煌太守李嵩的一般性布施资助外，此後的西进途中和返回路上，再没有获得更大的援助。对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玄奘从长安到高昌这一段路程很艰苦，但此後得到高昌王、叶护可汗以及印度的鸠摩罗王、戒日王的大力支持，情况就显著不一样了。如果说，玄奘只经历了“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的折磨，那麽，法显更承受了“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的痛苦。就玄奘本人而言，也把法显作为榜样。他在立志去西域时说：“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吾当继之。”

　　法显首先经历了陆路的艰难险阻，在“西度流沙(从敦煌西至鄯善之间的沙漠地带)”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当他从海路返国时，所经历的艰辛绝对不亚於陆路。“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有的时候，要“遇黑暴雨”的袭击；有的时候，由於“粮食、水浆将尽，取海咸水作食”。经受这样的肉体折磨已经很难承受，接踵而来的还有精神上的蹂躏。当一夜暴风雨过後，船上的诸位婆罗门竟然商议：船上“坐载此沙门(指法显)，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睑”。经过他原来的施主舍命保护，法显才免遭被弃置海中荒岛上的厄运。法显是於义熙七年(411)八月左右搭乘商船从师子国返回，其年龄大约在七十五到七十八岁之间。

　　当时有人觉得法显所述的西行经历太简略，劝他记述得更详细一些。他重新叙述之後，“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睑，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法显这样有钢铁般毅力的人回忆西行所历也要“心动汗流”，可见历经了怎样的劫难。他清楚的知道，他的西行求法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

　　与法显结伴从长安出发西行的，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在张掖等地相遇结伴同行的有智严、慧简、僧绍、实云、僧景、慧达，共计十一人。其中，智严、慧简、慧嵬、慧达、实云、僧景等六人先後中途折返。僧绍随胡僧到厨宾，慧景死於小雪山(今贾拉拉巴德城南边的塞费德科山)，慧应死於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佛鉢寺，道整留住中天竺。只有法显一人以过花甲、逾古稀之年完成了这一壮举。

　　法显能够毅然西行并成功返国，不仅是因为他有著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且因为他有著炽热的爱国情怀。当他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无畏山伽蓝见到汉地的一把白绢扇时，几句对见到故乡物品的叙述，把他的爱国深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可谓感人肺腑、动人心魄。“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於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法显怀念祖国人民，怀念祖国的山川草木。今天读到这段记述，让人感觉不到一千六百年时间的遥远。虔诚信仰不能取代爱国情怀，而这两者的结合，才是法显求法成功的精神动力。从古到今，在不同时代，人们的信仰有不同，认识有差别，但像法显具有的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为国献身精神，始终是民族的魂魄。

　　法显西行求法有著明确的目的。他自述：“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的愿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的普遍要求。需要更完备的戒律典籍，既与当时佛教特殊发展形势有关，也与当时佛教典籍翻译的状况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有志於佛教健康发展的虔诚信徒的追求。

　　首先，在东晋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内地，纷纷建立地方政权。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加剧的情况下，大量下层群众或者为了躲避战乱，或者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纷纷进入寺院，以便寻找生活的出路。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佛教经历了超常规的迅速发展。当时在异族统治下的北方各州郡，寺院不断建立起来，成为一个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当时寺院的出家人都过著白耕自食的生活，而且寺院的规模也比较大，聚集上百名乃至几百名僧人的寺院并不罕见。法显出国时所在的寺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法显为沙弥时，与同学数十人在田地裹割稻子。一天，遇到“饥贼”来抢夺稻谷，其他的小沙弥都惊恐逃走，只有法显留下来，和抢夺稻谷的贼人交谈，把他们说服，保护了寺院的粮食。对法显的表现，“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从这个事例来看，佛教僧团的急剧膨胀；，主要是由於大量寻找生活出路的人快速涌入引起。随著寺院规模的扩大，僧众的增加，客观上需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寺院制度，制订规范僧人修行生活的纪律，订立协调僧众关系的准则等。

　　当时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主要依赖外来佛教因素的诱导和影响，与唐代及其以後的佛教自主发展的形势不同。因此，规范僧人的修行生活，使佛教健康发展，首先必须有来自“佛国”的现成戒律典籍，因为只有这样的典籍才具有权威性和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完备的戒律，就成为希望佛教健康发展的虔诚教徒的心愿。法显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二，从当时佛教经典的输入情况来看，律藏部分恰恰又是很不完备的。在法显时代，大量的汉译大小乘经典已经流传，但戒律典籍明显不多。当时翻译出的比丘尼戒律有：《比丘尼戒》一卷，由西晋竺法护译出；《比丘尼大戒》一卷，前秦昙摩持、竺佛念译出，它们都是说一切有部戒律《十诵律》的节译摘译。关於比丘的戒律有：三国魏昙柯迦罗翻译的《僧只戒本》一卷，这是大众部戒律《摩诃僧只律》的一部分。前秦昙摩持、竺佛念翻译的《十诵比丘戒本》一卷，这是《十诵律》的部分内容。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佛教界已经能够认识到这些戒律书并不完备。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确定在天竺存在著更完备的律藏，这是促成法显西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法显未出发之前，就认识到漠地的戒律典籍是“残缺”的。而到了天竺之後，他又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务必寻找“备悉”的和汉地没有的戒律典籍。

　　法显在出国之前认识到戒律不完备，立志寻求律藏，并把这个目的贯彻到十五年的旅行始终。然而，他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获得特定戒律典籍的特殊困难。据《法显传》载：“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按照这个记载，北天竺不是没有戒律典籍，而是没有写成文字的律书。他当时还不善梵书、梵语，没有办法把口耳相传的律藏写下来。所以，他不顾路涂遥远，辗转行进到中天竺，希望在那裏找到文字典籍。

　　然而，中天竺的情况和北天竺差不多，重要的典籍也是师徒口耳相传。要得到这些典籍，必须自己写下来。而要写下这些典籍，则必须通晓梵语并能够书写其文字。法显首先根据自己掌握的汉地已经翻译出的律藏情况，搜求最需要的和最完备的典籍，然後再学习梵语和梵书，把它们书写下来。在巴连弗邑(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他找到了理想的戒律本子：“於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只律》，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於只洹精舍得其本。自余十八部各有师资，大归不异，於小小不同，或用开塞。但此最是广说备悉者。”因为汉地的律藏“残缺”，所以，他要找这种“最是广说备悉者”。“复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萨婆多众律，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於文字。”

　　他在这裹得到经律之後，就住下来，学习梵语和文字书写，并且抄写律书：“故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法显在这裹学习梵书、梵语和写律的时间，大约是义熙元年到三年(405--407)，也就是西行後的第七至九年。405年他开始学习并写律时，年龄应该在六十九岁到七十一岁之间；407年写律完毕离开时，年龄在七十一岁到七十三岁之间。

　　以这样的高龄学习新语言，并且以梵字写律，感动了当时寺院中的僧人。据说：“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这位优婆塞所在的地方，正是法显学习和写律的地方。据载，“法显於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写得梵本(指《摩诃僧只律》)还扬州”。因此，伽罗先是法显以古稀之年学习梵书、梵语和写律的见证者。他被法显的精神所感动，替法显写下《大般泥洹经》六卷。法显带回此经并译出，在佛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法显求律的赤诚，和他的同伴道整形成了鲜明对照：“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道整所看到的当地佛教僧众持戒严谨，无疑是事实。当时汉地缺少必要的戒律典籍，许多僧人没有依戒修行，也是实际情况。对於两地的差别，法显自然也十分清楚，然而，两人的态度和行动却截然不同。道整看到这种差别之後，想到的是永远不再转生到“秦土边地”，几乎到了以身为汉僧是耻辱的地步。在这裹，道整只有虔诚的信仰，没有爱国的情怀。法显则完全不一样，其求法初衷不改，其归国决心不动摇：“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於是独还。”从这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没有炽热的爱国情怀，不足以创造奇迹、完成求法壮举。

　　此後，法显还在多摩梨帝国(在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住了两年，“写经及画像”。时间在义熙四年到五年(408—409)。法显又在师子国住了两年，“更求得《弥沙塞律》(即《五分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从踏上西行之路到准备回国的最後一刻，法显都把“漠土”挂在心上。

　　法显回国之後，原打算去长安，看望久别的故人，但是，为了尽早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据《法显传》记载：“法显远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惮师出经律。”义熙九年(413)秋天，法显到达建康，住在道场寺，与早於他到达的天竺禅师佛陀跋陀罗共同译经，并得到宝云的支持。据载，共翻译约百余万言。在413年开始准备翻译经典时，法显年龄应该在七十七岁到八十岁之间。

　　法显共参与翻译了六部典籍，其中，《摩诃僧只律》四十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一卷；到梁代已经遗失的有三部：《杂阿毗昙心》十三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方等泥洹经》二卷。此外，法显带回的梵本《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萨婆多律》等，都没有来得及翻译。在所译典籍中，《摩诃僧只律》於晋义熙十二年(416)十一月始译，十四年(418)二月译出，这是部派佛教时期大众部所传的完备戒律书，对研究印度佛教有宝贵的资料价值。此书与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并列为现存完整的佛教四大部律藏。在这四部律中，法显一人分别从中天竺和师子国带回了两部。自己主持翻译了一部(即《摩诃僧只律》)，另一部(即《五分律》)後来由佛大什、智胜、慧严、竺道生等人合作译出。综观中国现存部派佛教时期的律藏情况，法显求律的贡献就显而易见了。

　　《大般泥洹经》六卷，义熙十三年(417)始译，十四年(418)一月译出，《出三藏记集》记载，当时参与翻译的有二百五十人，规模之宏大，反映了当时佛教界对这部经的重视程度。这部经的译出，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介绍到了中国佛学界和思想界，开始形成影响久远的、与般若“性空”不同的佛学另一支。法显成为中国历史上介绍“佛性”论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坚信“一切众生”能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值得提及的一点是，本经卷六说到，那种不相信佛教、断绝一切善报的人(称为“一阐提”)，由於罪孽深重，要永远流转生死，不得菩提，没有佛性，不能成佛。所以，它的“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还不够彻底。

　　然而，此经宣扬的主要思想，在当时的佛教界引起广泛重视。慧敔在《喻疑》中说：“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H8]这段话，已经不是对《大般泥洹经》思想的简单转述，而是对其“众生皆有佛性”思想的发挥和引申。从众生都能够经过学习而成佛，进一步论证“佛”高於“众圣”，也就是佛教高於其他教。北凉玄始十年(421)，昙无谶译出的《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内容更丰富，再创造的思维空间也更大，“佛性”思想随後也就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和更广泛的传播。

　　(作者：魏道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