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周叔迦

序言 

佛教自从西汉之末、东汉之初，随着商旅的往还，信使的来去而传人了中国。三四百年以后，有了相当的发展。关于这一期间佛教人物的史实，人们要求有汇集的记载以免散失遗忘，于是有僧传之作。这种以僧传作为佛教史的唯一体例，由南北朝经过隋唐以至北宋无不如此。一直到南宋才有编年体的佛教史，如宋祖琇的《隆兴编年通论》、宗鉴的《释门正统》、志磐的《佛祖统记》，又有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明觉岸《释氏稽古略》等。但是这些古代的佛教史传，无论其体制如何，都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于历代统治者，凡是尊敬佛教的都一律加以赞扬，凡是摧毁或排斥佛教的一律加以诋毁。对于佛教，无论在学说方面，或是在教务方面，都是奉为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也决不许可置疑的。近数十年来，虽然对于佛教史作了一些整理考订的工作，但都限于考证其某一史实的虚实而已，也还未涉到史实的实质问题，更未从阶级观点、政治观点来分析中国二千年来的佛教史实。

这本简史想使人们能分清什么是思想问题，什么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就是信仰问题，是在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得到保护的。政治问题，就是封建制度、封建意识的问题，就必须与之割断关系。因此也就有必要就佛教在中国流传近两千年的史实中分清那是思想问题，那是政治问题。关于思想问题可以完全依据佛教各学派的创立、发展和消亡来叙述，关于政治问题必须说明封建统治者如何利用佛教和佛教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所起的不同影响。着者虽有此愿望，并根据这一目的和要求出发编写，但是限于自己学识的缺乏，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予以指正。

第一章  斋忏祭祀时期

第一节  汉代的佛教(公元前206口220)

佛教的传人  佛教是印度的宗教，其传人中国是随着中国与西域交通的发展，由无而有，由微而盛，逐渐传进来的。最初传人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有说秦始皇时有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携带佛经来到咸阳，秦始皇捕系而逐放了他们(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文》)。有说汉武帝时霍去病攻西域，获其金人，帝祭之于甘泉宫。以为金人就是佛像(．《汉书·霍去病传》注、《魏书·释老志}、《汉武故事》)。有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国使伊存口授浮图经(《魏书·释老志》、《三国志·西戎传》注)。此外尚有种种附会的传说，难以详述。总之，在西汉末年，已经有人开始研究佛教经典，而到东汉之初，佛教在中国少数地区，已经流行于民间，有时也波及贵族以至宫廷了。其传人的途径，一般认为最初由陆路，从西域而至关中的，似乎也可以由海路，经交广而达荆楚。    ’

楚王英奉佛和明帝求法  楚王刘英和明帝刘庄是异母兄弟，都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说：初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七年(64)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罪愆。”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国中。

文中所说“浮屠”，“浮图”是“佛陀”的古译，“伊蒲塞”是“优婆塞”的古译，是在家佛教徒的称号，“桑门”是“沙门”的古译，是出家佛教徒的通称。可见当时佛教已取得贵族的信奉，而楚王门下是有不少在家和出家佛教徒的。

与此同时，有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史称永平七年(64)甲子，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明日遍问群臣：此是何神?太史傅毅答说：听说天竺有得道的，名叫作“佛”，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陛下所梦或者就是佛。于是明帝派遣了武官(羽林中郎将)率同学者们(博士弟子)十余人，前往西域寻求佛法。在月支国(今阿富汗及葱岭东西区域)遇到天竺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带了经像同回中国。永平十年(67)回到洛阳。迦叶摩腾译出《四十二章经》一卷，是《阿含经》的选译本。这是观存佛经中最古的翻译。竺法兰译出经四部十五卷，是大乘经典和佛传，现在都失传了。经典译成之后，明帝将译本秘藏在兰台石室，未广流传。二人初到洛阳时，被招待在鸿胪寺。鸿胪是掌管诸侯和外国朝觐的，寺是古代官署的名称。后来明帝特为他们建立了专用的住所，因此也用了寺的名称，叫作“白马寺”。所以后代僧尼所住通称为寺。现在洛阳市的白马寺便是这个遗迹，经历代屡次重修以至于今的。汉明求法的故事，见于《四十二章经序》、汉牟子《理惑论》、晋《老子化胡经》、晋袁宏《后汉记》、宋范哗《后汉书》、齐王琰《冥祥记》、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靖迈《古今译经图记》等书。传称使臣所带回来的佛像是佛在世时最初创雕佛像的拘啖弥国优填王旃檀师的第四作品。明帝当时在白马寺壁上，宫内清凉台上，洛阳的开阳门上，及为自己预建的寿陵上都画了许多佛像。又有说：竺法兰由于月支的弟子们挽留而在以后来的。法兰是他的名字，竺是他的姓(汉晋时对外国人称呼的惯例，是以国为姓。天竺人姓竺，月支国人姓支，安息国人姓安，康居国人姓康，于阗国人姓于，唯有龟兹国人姓帛。魏晋时习惯是出家弟子拾了俗姓而从师姓，所以汉僧也有姓竺、姓支等的。)

关于汉明求法的问题，在晚近学术界中有些争论。有人认为这段故事是出于假托，原因是：(1)各书所记出使人的官职、姓名、人数、年代各各不同；(2)汉明帝求法以后八十年中毫无有关佛教的史实记载，到汉桓帝时才出现了佛教的史实；(3)因梦而求法，迹近于迷信。但是从用官署的名称“寺”作为僧伽蓝的通号来看，肯定这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延聘和招待的原故。这除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外，再没有其他僧侣是受到政府招待的。如若将汉明求法与楚王英奉佛二事联系起来看，便可了解故事的原委。汉明帝夜梦金人，正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可见当时由于楚王交结豪侠，崇奉佛教，得到群众的拥护，声势浩大，有凌逼帝位之势，引起明帝的深刻忧虑，以致夜梦金人，也就不得不遣使求法，藉此以与楚王争取群众。毕竟这种办法缓不济急。所以在永平十三年(70)便以谋反的罪名贬迁了楚王，结果楚王自杀。同时还兴起大狱，楚王门下宾客和亲戚被杀和判刑的千余人，系狱的有三千余人，楚王门下的桑门、伊蒲塞当也在其中。明帝的政敌既除，求法之举便无必要，因此译出的经典也就缄之兰台石室而不向社会流传，并且有鉴于楚王的利用佛教，因而禁止汉人出家奉佛(《高僧传·佛图澄传》王度奏语)。佛教受此打击，所以此后八十年中寂然无闻。

由于对汉明帝求法之事有所怀疑，因而对现存的迦叶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的真伪也成为争论的问题。有人以为这经文词华茂，不类汉代所译诸经的古拙，疑是晋人伪造，或后代所译。有人以为唐道宣《大唐内典录》中有孙吴支谦译《四十二章经》一卷，是迦叶摩腾译本的重译，于是认为现存本是吴支谦译本。考印度经典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称为贝叶经，极易碎破，不耐翻检。所以师资授受都是口耳相传，全凭背诵记忆。这《四十二章经》是迦叶摩腾就所记忆的《阿含经》背诵出四十二章。译者笔受其意，写成此经以供汉明帝阅览的，未必是依文直译。此经既是迦叶摩腾以意诵出《阿含经》的节要，西域未必有此选本，支谦何从而得梵本重译。《内典录》以前各经目中未载此条，想是出于误会。梁陶宏景《真诰》中全部抄入此经而改佛为天尊，可见六朝时此经尚未广泛流通，以致陶宏景可以抄袭而不防人之辨识。

汉代佛教的传布  汉代佛教在中国流布的区域还不普遍，其重心大略有三处：一是洛阳，因为洛阳是东汉的首都，必然是西域人会萃之所；二是江淮之间，奉佛的楚王英封国在此处，后来译师严佛调也是临淮人，汉末笮融在广陵大兴佛事；三是交趾，这是中国与印度水路交通的枢纽，汉末牟融在此撰《理惑论》叙述佛教，支疆梁接在此译出佛经，康僧会在此出家的。汉代中叶虽是禁止汉人出家为桑门，而桑门独身清苦的生活是受到社会尊重的，所以汉和帝永元中张衡作《西京赋》，其中是以桑门与柳下惠并称的。

当时佛经尚未广事翻译，对于佛教哲理尚未深悉，所了解的仅有两点：一是三世因果之说，“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作善恶皆有报应”(袁宏《后汉纪》)；二是“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后汉书·襄楷传》)，“使人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袁宏《后汉纪》)。如汉代译师的传记以安世高的传为最详，但所叙全是三世因果的故事。他自称前生曾经与一位长者子同出家。那位长者子对施主不能尽量布施时，常怀忿怨。安世高屡劝不改，如此者二十余年。安世高最后向他说：我要到中国的广州去偿还宿债。你如此好恚怒，死后必受恶形。我若得道，必当度你。安世高既到广州，被一少年贼杀死。安世高在临死时对贼说：这是我前世欠你的债，所以特从远道来偿还的。死后便在安息王宫，为安息王太子。出家后于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灵帝末南渡到庐山。时有?亭庙神甚灵验。安世高到时，神便对之叙述前生，性好恚怒，今受恶形，深加忏悔。安世高为之用梵语赞诵一番。不久山后发现一死蟒，而庙也从此无灵验了。安世高又到了广州，找到杀他前身的贼，欢叙因缘。他又说：自己还有一债待了。因到会稽，正值街上有二人相殴，误中世高而被打死了。这样现身说法以证明三世因果，“于是远近莫不悲叹，深信三世之有征”。

中国原有的学说只谈两生因果，儒家说：人是父母所生，死而为鬼，聪明正直者可以为神。道家也说：人是父母所生，但可以长生不死，或者羽化而登仙。现在佛教传来，说三世因果，人生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生死循环，无有穷尽，而吉凶祸福全是自己所作善恶所感。所贵的是心怀仁慈，不念贪欲，修善行道以求解脱生死。这就使在患难之中的群众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而乐于信奉，又使有权势的豪贵有所戒惧，不敢妄肆YIN威。所以袁宏《后汉纪》中说：“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瞿然而自失。”因此统治者信受佛教后，行为较为“仁慈”，以取得群众的归附。如楚王英“尚浮图之仁祠”，便可以大量交通方士，招聚“奸猾”，以至被告为有逆谋。汉末献帝时，笮融在初时聚众只数百人，往依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运粮。笮融却不将运粮交给陶谦用来打内战，而“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饭食。于是后来从之者有万余人。

由于对佛教哲学思想不甚深悉而仅知其贵尚无为，所以当时是佛老并称。楚王英是“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恒帝在宫内“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祀浮图老子”。汉末牟融作《理惑论》，仿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以叙佛理，并且说：“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襄楷上汉桓帝疏中且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当然是汉人所附会，以为信奉外来的宗教解嘲。

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说，佛教在汉代的传布，是由“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稍有奉其道者”。其后中断了八十年。“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至灵献之后，译师辈至而后转盛。可见禁止汉人出家是由明帝至质帝时事。桓帝以后，此禁稍宽。所以《昙柯迦罗传》中说：“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只以剃落为殊俗耳。设复斋忏，事同祠祀。”汉时自更是如此。至于牟子《理惑论》中所说“持五戒者一月六斋”，乃至“沙门持二百五十戒，日日斋”，又说“沙门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又说“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等等，都是指西域来华沙门而言，未必是汉僧。

汉末佛教思潮  汉代佛经的传译是在汉末皇帝献帝时才开始盛兴起来的。据《开元释教录》所记，在此时期内有译师十人，译出经论一百四十六部，二百二十一卷。此外有失译人的经论一百四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这十位译师中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安息的系统，二是月支的系统。安息系统是小乘学派，以次第禅门为主要修行，对佛教在当时的发扬上起主要作用，同时也以传译巧妙着称。月支系统是大乘学派，以般若慧解和净土思想为主要修行，对佛教在后世的进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以博学多知见长。

安息系统的译师有安世高、安玄、严佛调，而以安世高为最着。安清，字世高，是安息国太子出家。从他的名字来看，是到中国后根据中国习惯所起的，不是他的西域原名。他的学问很渊博，懂得天文、医术以及鸟兽语言。他尤精阿毗昙学(小乘一切有部学派)和禅经(见《高僧传》、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他的教导方法是令人深信三世因果而努力于禅修以求解脱。他的译品中最重要的有《安般守意经》、《阴持人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道地经》等。“安那”是呼，“般那”是吸，安般守意是调息安定心的方法，也就是六妙门的行法。十二门禅是四禅，四无量心，四五色定。《阴持入经》是说五阴、十八界(持)、十二人的道理。《人本欲生经》是说十二因缘的要旨。《道地经》也是谈修行禅法的。

安玄是安息人，因经商到洛阳，受职为骑都尉。秉持法戒，博诵群经；常与沙门讲论道义。灵帝光和四年(181)与严佛调共译经二部，其中《法镜经》是谈三归、五戒、布施、悔过等法义的。

严佛调是临淮郡人，出家为沙门，从安世高学(《沙弥十慧章句序》)。以灵帝中平五年(188)于洛阳译经五部，当时称安侯、都尉、佛调三人的传译为难继。佛调又撰《沙弥十慧章句》，是为汉人撰述佛典之始，其本今不传。十慧疑即十诘的异名(六妙门、四谛)。佛调所译《菩萨内习六波罗蜜经》也是谈六妙门的。同时继承安世高禅学的有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惠。

月支系统的译师是支娄迦谶、竺佛朔、支曜以及吴国的支谦而以支娄迦谶为首。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是月支国人，以桓帝永康元年(167)来洛阳，至灵帝中平三年(186)译经二十三部，其中最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即《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三卷。前一经对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起了主导的作用，后二经对汉土净土思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说明这时在印度已盛行大乘中观之学了。

支娄迦谶有弟子支亮，支亮有弟子支谦，三人学问渊博，受到当时的赞扬说：“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特别对于支谦称赞说：“支郎眼中黄，形体虽细是智囊。”当时帮助支娄迦谶翻译的有竺佛朔，从二人笔受的有信士孟信、张莲。此外还有支曜译经十部。

此时还有康孟详、竺大力、昙果译出佛传，使人了解释迦如来的事迹，这对佛教的弘传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第二节  三国的佛教(220---265)

佛教在吴魏的进展  当三国时代，蜀汉尚未有佛教，佛教仅流布于曹魏和孙吴。东吴的佛教大致保存汉末安息、月支两派的旧观。首先是月支系统中号智囊的支谦于献帝末年到了吴国，在东吴从黄武三年(224)到建兴二年(253)译出经论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支谦受到孙权的重视，拜为博士，使与韦曜同辅导东宫(太子和)。

安息系统安世高的学说是经其弟子韩林、皮业、陈惠而传于康僧会。康僧会于赤乌十年(247)由交耻来到建业，与陈惠等合注安清所译的《安般守意经》，安玄所译的《法镜经》等。但康僧会后来也吸取了支谦的大乘思想，在他的译品中也有大乘经典，但是不传了。其译《六度集经》，叙述如来的本生故事，这在鼓舞群众信仰佛教的心情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此外还有维只难和竺律炎同由西域到武昌，维只难在武昌译出《法句经》，这是学习佛教的人门典籍，所说都是修善的基本法则。由于支谦、康僧会大弘义解，所以佛教在东吴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相传中书令阚泽曾舍宅为寺，而张昱是很敬服康僧会的。

曹魏佛教的趋势是不满足于安息、月支两系的现状而要求有所进展。关于戒律方面，要求如法受持。于是昙柯迦罗于嘉平二年(250)译出《僧只戒本》一卷，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四分杂羯磨》一卷，昙谛于正元元年(254)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乃集梵僧立羯磨受戒，是为中国比丘受戒之始。关于慧解方面，颍川人朱士行出家后不满足于支娄迦谶所译的《道行般若经》，以为此经是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乃誓志捐身，远求大本，于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西渡流沙，于于阗得到大本，遣弟子法饶送回洛阳。这是中国沙门西行求法的第一人。

《贞元释教录》卷三魏吴两代失译经录中有《蜀普曜经》八卷、《蜀首楞严经》一卷。注云：“似蜀土所出。”既久佚其本，未必即是蜀汉时所译。

佛教与艺术的关系  由梵僧所携来的佛画像和对经典讽咏的音调，引起中国绘画和音乐的一大发展。

康僧会初到东吴，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其画像引起当时名画家的注意。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引蜀僧仁显《广画杂录》说：曹(不兴)曰：昔竺乾有康僧会者初人吴，设像行道。时曹不兴见西国佛画，仪范写之，故天下盛传曹也。曹不兴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名人物而他的画法是参取了印度艺术，画法由简古朴拙而趋向细密柔巧，在中国绘画法上引起一大转变。曹不兴的弟子卫协便得“画圣”的称号。

印度的音乐从乐器以及旋律节调方面都与中国不同，印度文字是多音，中国文字是单音，在歌唱方法上也不同。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五说：“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昔诸天(竺)赞呗，皆以咏人管弦。五众既与俗违，故直以声曲为妙广又说：“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为乐，赞法于管弦则称之为呗。”可见当时汉地的乐器偏重钟磬，佛教的音乐多用管弦。《高僧传》又说：“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这就是说，在佛教内用印度乐谱歌唱汉文歌辞，是不调和的。到佛教逐渐流行之后，必然要求创造一种适当的乐谱来歌唱佛曲，这就是梵呗。相传魏陈思王曹植封在东阿，因游鱼山，闻流水之音而有感，于是根据汉康孟详所译《瑞应本起经》，写成《太子颂》、《啖颂》的梵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后世称之为鱼山梵。现在这两部梵呗都不传，从其名称来看，《太子颂》是叙述释迦降生后的故事，《啖颂》是叙述啖子菩萨的故事。其后支谦在吴国也写《菩萨连句梵呗》三契，是根据《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写的，应当是歌咏弥陀和释迦的法曲，康僧会也造有《泥洹梵呗》一契，是根据双卷《泥洹经》写的。这种歌咏佛德或佛传的法曲，在弘传佛教上是有很大作用的。

第二章  般若思想时期

第三节  西晋的佛教(265口316)

义学的萌芽  佛教传人中国，自东汉以至三国，近二百年。在此时期内，在统治阶级内，帝王虽有汉明帝的求法，汉桓帝之祠浮图，贵族有楚王英之尚仁祠，陈思王之创梵呗，乃至笮融之大兴浮屠，在学术方面有安息、月支两派的传译，在创作方面有牟融的《理惑论》、严佛调的《十慧章句》，毕竟所传译的经论大多是支派别生，很少大部全本；当时对于佛教的微言奥义，还没有深刻的理解；在法令上是禁止汉人出家，对佛教是采取抑制的态度。当时虽然在个别地区有部分群众对于佛教乐于信奉，而就全社会来说，僧尼不多，寺院很少，佛教的影响不大。所以唐法琳在所着《辩正论》中叙“十代君王三公宰辅通经博识敬信佛者”是自西晋开始而不及东汉三国。论中说：“西晋二京(长安、洛阳)合寺一百八十所。”《魏书·释老志》云，晋世洛中有佛图四十二所，译经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余人。中国传统的观念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当时这三千多僧尼，由于出了家，便成无籍之民，王法所不拘，徭役所不及，不但不敬君王，而且受君王所尊敬，因此僧侣的社会地位受到特别重视。加以般若思想的发展，用“性空无我”的原则给三世因果以哲理的说明，与当时兴起的玄学恰好相得益彰，于是知识分子也有出家为僧的，而出家之禁废弛了。在西晋的短短五十年中佛教是由斋祀而向义解的转化时期，也就是义学萌芽时期。

般若思想的发展  般若是梵语，义为智慧。《般若经》阐明佛教的性空无我的基本理论，在印度有十万颂、二万五千颂、一万八千颂、八千颂、四千颂五种广略的经本。自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十卷，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吴康僧会译《吴品经》五卷，这都是《八千颂般若经》的译本，对三世因果给以哲理的解释，也指示了佛教的正确人生观，这一思想受到重视。曹魏时朱士行于出家后，讲说《道行经》，每慨其译理不备，乃于甘露五年(260)誓志捐身，西求大本。于于阗得到大本《二万五千颂般若经》，遣弟子法饶等于太康三年(282)送回到洛阳，至元康元年(291)由无罗叉、竺叔兰二人译成《放光般若经》三十卷。于是般若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传说，朱士行遣弟子送经回国时，受到于阗小乘学派的阻挠，认为此经不是佛典。经过烧经为证，火灭而经不损，才得送回的。又有传说，沙门安惠则用黄绢书写此经十几部，以一部赠给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后来周家失火，房屋尽毁而此经不损。这些灵感的传说无非反映当时对于般若的尊重。当时书写、读诵、讲说、注解都以《般若经》为重心。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说：“放光寻出，大行京华。息心居土翕然传焉。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译经地址)断绢写之，持还中山。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可见此经受到重视如此。淮阳人支孝龙素常研究《道行般若经》。当竺叔兰译经才成时，便得披阅，旬日之后便即开讲。河内人帛法祚注解《放光般若经》，西域人康法渊常诵《放光》、《道行》二般若经。惠帝时汲郡卫士度略出《道行般若经》二卷。

与《般若经》相辅而行的是《维摩经》，这经是叙维摩居士诃斥诸比丘、菩萨种种执着，与文殊师利、舍利弗等对论二谛和中道的道理。全经大旨是从因果方面阐明佛国之理，以显示真性解脱的本质，使佛教徒能善巧的从权便和真实两方面来完成利物之功。这对于如何掌握般若之真理和运用般若的方法是有很大启发的。首先是汉严佛调译出《古维摩洁经》二卷，后来吴支谦译出《维摩诘经》二卷，晋竺叔兰译出《维摩诘所说法门经》一卷。后二人同时是《般若经》的译师，这就证明此经与般若法门关系的密切。由于重视此经，因此维摩诘的人格，成为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标准，而《维摩经》的故事成为画家的题材。

竺法护的传译  西晋义学之兴，主要是由于《般若经》的弘扬，而竺法护的传译之功也不为小。竺法护，梵名昙摩罗刹。其先是月支人，本姓支，世居敦煌。八岁出家(约当魏明帝时)，礼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至晋武帝时，因感寺庙图像虽在京城已经兴盛了，而大乘经典弘传的不多。因发愤随师到西域(约年三十岁)，游历各国，遍学各国语言，诂训音义，无不备识。回时带来很多梵经。从敦煌到长安，沿途翻译。所译经典，《高僧传》记有一百六十五部，《贞元释教录》作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是汉晋时代译经最多的。经法能开始广流于中华，实在是竺法护之功。当时人尊之为敦煌菩萨。其译经中《光赞般若》、《维摩诘》、《正法华》等都是大乘中根本经典，此外还有《华严》、《宝积》、《大集》等经的支分别译。这些经典对理解《般若》起很大的辅导作用。法护既自精通华梵，又能邀集多人共参校正，如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竺法首、陈士伦、孙伯度、虞士雅等。所以译笔宏达欣畅，妙显无生之旨，更有益于弘通。传称立寺长安青门外，精勤道行，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高僧传》称，晋惠帝西奔长安时，护与弟子避乱东下，至渑池而卒，年七十八。考惠帝西奔是永兴元年(304)事，而《贞元释教录》纪竺法护译经岁月，于惠帝光熙(306)，怀帝永嘉(307--313)中都有译品，最后为愍帝建兴元年(313)十二月二十六日。是竺法护之卒至早是建兴二年。 

沙门之与名流  自从汉代佛教传人中国以来，就是浮屠与黄老并称。到两晋之时，老庄之学发展成为玄学和清谈，而佛教义学发展为般若思想，于是般若与玄学，沙门与名流之相结合，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如支孝龙常披味《小品》而与阮瞻、庾颤、谢鲲、胡母辅之、王澄、光逸、董昶共结知音之交，世人称为八达(《高僧传》、陶潜《圣贤群辅录》作八法龙)。支孝龙答或问说：

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诚。剪发毁容，改服变行。彼谓我辱，我弃彼荣。故无心于贵而愈贵，无心于足而愈足矣。

这一段话完全可以表达西晋时清谈家冲和恬淡的风尚。但是清谈之士有家俗之累，官宦所拘，未必都能“抱一以逍遥”，“无心于贵足”，而沙门却是无所顾虑，言行相应，所以更为世所尊重。

西晋之时，般若之学初兴，而且是用格义以解经旨，在佛教界内固然是义学逐渐发展，而社会的评价，是玄学高于般若，名流高于沙门，因此才有以沙门比拟名流之议。如孙绰《道贤论》就是以七位高僧比于竹林七贤。以竺法护比山涛，论云：“护公德居物宗，巨源(山涛的号)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以帛法祖比嵇康，帛法祖“才思俏彻，敏朗绝伦”，“世俗坟索，多所该贯”。译经十六部，注《首楞严经》。后随秦州刺史张辅赴陇，因管蕃谗谮，被张辅所害。论云：“帛祖害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于图身之虑，栖心事外，轻世招患，殆不异也。”也以竺法乘比王戎。竺法乘是竺法护弟子，后往敦煌，立寺延学。论云：“法乘、安丰(王戎封安丰侯)，少有机悟之鉴。虽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以上三人是西晋时人)以竺法琛比刘伶。竺法琛是王敦之弟。优游讲席三十余年，或畅方等，或释老庄。论云：“琛公道素渊重，有远大之量。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小。虽高栖之业刘所不及，而旷大之体同焉。”以支道林比向秀。支道林尝注《庄子·逍遥篇》。论云：“支遁、向秀，雅尚老庄。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以于法兰比阮籍。于法兰风神秀逸，时人以比庾元规(庾亮)。后往西域求法，至交州遇疾，卒于象林。论云：“兰公遗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以于道邃比阮咸。于道邃是于法兰弟子，高简雅素，综体玄旨。随兰西行，于交址遇疾卒。论云：“或曰：咸有累骑之讥，邃有清冷之誉，何得为匹？绰曰：迹虽有洼隆，高风一也。”乃至竺法护的弟子竺法行，谈者以方乐令(乐广)。由此可知当时沙门中风尚的倾向。

僧侣生活与寺院经济  西域来华的沙门，由于遵守戒律，不蓄资财，每日生活是靠乞食，所以汉人每称沙门为“乞胡”。汉人出家后，或随师为姓，或仍用俗姓(如严佛调、朱士行之例)。其生活如何难以考定。推测不外乎两种：一是随师乞食，二是仍赖俗家供养。到西晋时僧徒渐多，乞食之制难行，于是由信众集体布施于寺以供僧事，如竺叔兰在仓垣译《放光般若经》，仓垣诸贤者等，大小皆助供养(《出三藏记集》、《放光般若翻译校记》)。又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立寺。长安甲族伪往告急，求钱二十万。其弟子竺法乘，年十三，在侧，即以相许。可见其资财之厚。于时贵族立寺之风渐兴，(辩正论》中记，晋武帝广树伽蓝，晋惠帝于洛下造兴圣寺，供养百僧，晋愍帝于长安造通灵、白马二寺。建寺施主不仅创造寺院，而且负担僧侣的生活费。

第四节  东晋的佛教(317---420)

般若六宗七家  东晋的般若思想，较之西晋有所深人，逐步由浅而深，由偏而正的发展，于是有六宗七家之说。最初是支敏度的心无宗，次有支道林的即色宗，于道邃的缘会宗，于法开的义合宗，然后归结于道安的本无宗。道安的同学又流出异派，于是有竺法汰的玄妙宗和法汰弟子道壹的幻化宗。此中以道安的本无宗为最符合经旨。自支敏度以至道安是逐渐去疵存醇，舍偏归正的，而以道安对般若的理解为最醇正。其后两家是又由正路而误入歧途。

六宗七家之说略见于唐元康的《肇论疏》、吉藏《中论疏》和日本安澄的《中论疏记》。第一心无宗。支敏度聪哲有誉，着有《合维摩诘经》、《合首楞严经》、《传译经录》等。晋成帝(326--342)时与康僧渊、康法畅同过江。心无宗的主张是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安澄《中论疏记》引蕴法师《心无论》云：“有，有形者也；无，无象者也。然则有象不可谓无，无形不可谓有。是故有为实有，色为真色。经所谓色空者，但内止其心，不滞外色。外色不存余情之内，非无而何?岂谓廓然无形而为五色乎。”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也说：“心无义者曰：种智之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居宗至极，其唯无乎。”这都说明心空境不空的道理。竺法蕴是竺法琛的弟子。曾执心无义，善《放光般若》。其后道恒在荆州，立心无义。竺法汰常令弟子昙壹难之。《出三藏记集》载陆澄《法论目》，中有桓玄《答王稚远难心无义》及刘遗民《释心无义》。可见当时心无宗流传很广。

第二即色宗  支道林(314--366)有《即色游玄论》，主张色不白色，所以虽色而非色。《世语新语·文学篇注》引支道林《妙观章》云：“夫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安澄《中论疏记》引《8p色游玄论》云：“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其大意是心物相待而有，所以心物的本质是空。

第三缘会宗  于道邃是敦煌人，为于法兰弟子。从兰过江，又随往西域，于交耻病卒，年三十一。缘会宗的宗旨是缘会故有，名为世谛，缘散故无，称第一义谛。安澄《中理疏记》中叙缘会义说：“譬如土木合为舍，舍前无体，有名无实。故佛告罗陀，坏灭色相无所见。”这是从生灭相待以明空理。

第四义合宗  于法开也是于法兰的弟子，善《放光》及《法华》，又妙通医法。每与支道林争即色义。庐江何默申明开难，高平郗超宣述林解。《出三藏记集·法论目》中有郗超与开法师书。开又尝遣弟子法威路过山阴，向支遁讲小品时攻难，使遁辞屈。年六十卒于剡县白山灵鹫寺。其主张是：“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今之所见群有，皆梦中所见。其于大梦既觉，长夜获晓，即倒惑识灭，三界都空，是时无所从生而靡所不生。”这是迷悟相待以明空理。

第五本无宗  释道安(314--386)是佛图澄的弟子。住襄阳十五年，每年宣讲《放光般若》，未尝间断。本无宗的主张是：一切诸法本性空寂。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云：“等道有二义：法身也，如也、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首，以法身为宗。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有无均净，未始有名，故于戒则无戒无犯，在定则无定无乱，处智则无智无愚。泯尔都忘，二三尽息，皎然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真际者无所着也。汩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万法有为而此法渊默，故曰无所有者是法之真也。由是其经万行两废，触章辄无。何者?痴则无往而非徼，终日言，尽物也，故为八万四千度者门。慧则无往而非妙，终日言，尽道也，故为八万四千度无极也。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正而不尽，妙乎大也。”由此可知，道安虽说无为万化之前，空为象形之始，然而不是从无出有，只是指出万物的本性空寂，以说明人之所滞在本有。若托心本无，则异想便息。

第六玄妙宗  又称本无异宗。竺法汰(320--387)也是佛图澄弟子。后与弟子昙壹等东下，路过荆州，令弟子昙壹难道恒心无义。恒不屈。次日慧远更攻破之。玄妙宗的主张是未有色法，先有于无。故从无出有，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故称本无。这种见解实不能超过心无之义，所以法汰弟子昙壹不能驳倒道恒，只有道安弟子慧远能用道安本无之义攻破之。

第七幻化宗  道壹也是竺法汰的弟子，世称小壹。幻化宗的主张是世谛之法皆女陶化，一切诸法皆同幻化，名为世谛；心神不空是第一义。神若是空，教便无所施，谁修道成佛，故知神不空。这是主张空境不空心的。

佛学重镇庐山与慧远建莲社  释慧远的儒雅，受到当时文人名士的推崇。慧远年十三从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年二十一欲度江从范宣子学，因道路不通，往太行恒山，闻道安讲《般若经》，因与弟慧持从之出家。年二十四讲实相义，引庄子义为连类，使疑昧者因而晓达。宁康元年(373)与弟子等人庐山，刺史桓伊为建东林寺。于讲授佛理之外，常讲授儒书。殷仲堪入山，与远共论易体要。远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并执卷承旨。周续之、雷次宗同受诗义于慧远(陆德明《毛诗音义》)。但正因为兼弘儒典，所以他的佛学造诣受了一定的影响和局限，不能及道安的纯正。尝以法身、实相、三解脱门等义咨问鸠摩罗什，什为之解答，就是现存的《大乘大义章》。慧远弘法之心是很恳切的。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往西域求取梵本。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于太元十六年(391)过庐山，远请其译出《阿毗昙心论》、《法度论》。闻昙摩流支人秦，派人往请其补译{十诵律》。佛陀跋陀罗由长安到庐山，远请其译出《达摩多罗禅经》，而庐山禅法知名一时。远与刘遗民、雷次宗、毕颖之、宗炳、张莱民等一百二十三人于无量寿佛像前立誓，专修念佛三昧，共期往生西方。刘遗民为誓文，是为后世莲社之始。当时庐山成为东晋佛教的重镇，罗什译出《大智度论》，特通信请慧远作序文。桓玄欲沙汰众僧，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

江南的禅法  自汉代安世高传授禅法之后，到晋代习禅者渐着，以越、蜀两地为盛。如竺僧显以业禅为务。晋大兴末(321)南游江左名山，修己恒业。帛僧光少习禅业，永和初(345)住剡县石城山，安禅石室，常七日不起。乐禅来学者，在室旁建立茅茨，渐成寺舍。竺昙猷，敦煌人，少习禅定，也住在剡县石城山，后移住始丰赤城山。禅学造者十有余人。太元末(396)卒。支昙兰于太元中住始丰赤城山，蔬食乐禅，禅众十余人。元熙中(419---420)卒。又有慧开、慧真住余姚灵秘山，善于禅业。在蜀有广汉阎兴寺贤护，常习禅定为业。隆安五年(410)卒。蜀郡石室山法绪，常处石室，且禅且诵。

此时罽宾的禅法开始传人中国。佛陀跋陀罗少从佛大先禅师学。佛大先称赞他说，可以“振维僧徒，宣授禅法”。智严从凉州西行到罽宾，也从佛大先咨受禅法，邀请佛陀跋陀罗东来，因从天竺乘船经交吐到青州登陆，西往长安，大弘禅业。因事被摈南下，人庐山受慧远请译出禅经。到建业，住道场寺，译出《华严经》。当时人语曰：“道场禅师窟，东安义学林。”佛陀跋陀罗在长安被摈后，智严也移往山东，与同志三人坐禅诵经。义熙十三年(417)王恢邀请到建业，为之立寺。

庐山慧远既禀受了佛陀跋陀罗的罽宾禅法，知名当世。其弟子中如法安在新阳讲说众经，兼学禅业，昙邕与弟子昙果在庐山营立茅茨，澄思禅门。

敬王之争  东晋玄学有了新的发展，佛教的般若思想已经深入到各家争论的阶段。于是玄学之士要藉助于般若本无的思想来提高自己的玄解，佛教之中更多博学之士出家人道，因而改变了西晋沙门比拟名流的风气而成为名流交结沙门的时尚。封建社会中，帝王为无上统治者，而沙门对之，不但不加敬礼，而且于御筵开讲经典，着屐上殿，帝王反顶戴兼常，虔礼弥笃。至于名流清高自赏、俯视群品，而独对于沙门，无不备致赞美，仰之如不可及。如支道林之谈逍遥，群儒无不叹服。桓玄人庐山见慧远，不觉致敬，乃至所怀问难，不敢复言。当时名流可以左右民意以影响朝政，而沙门言行又可以表率名流。所以沙门的社会地位相当崇高，因而引起敬王之争。

第一次敬王之争是晋成帝时。成帝即位时年才五岁。即位六年而王导卒，庾亮继辅幼王。庾亮自觉威望不及王导，恐无以镇抚朝臣，因此要沙门尽敬王者，藉以增加幼主的声势。这是张良引四皓以安太子的用意。由于何充的反对，下礼官详议。博士议与充同。门下又承庾亮的意旨反驳，终因尚书令何充，仆射褚翌、诸葛恢，尚书冯怀、谢广等反对而已。

第二次是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震主之威，居在姑熟，有篡夺之谋，也要沙门致敬王者以显示自己的威力，曾与尚书王谧往复辩论，断然施行。并请问了慧远，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以答王。结果次年冬桓玄篡夺政权之后，仍然停止了沙门致敬之事。

佛教秽杂之渐  隋王劭《齐志述佛志》中叙当时的佛教说：“达人则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脱，究竟菩提。及僻者为之，不能通理，徒务费竭财力，功利烦浊。”这正说明晋代以后佛教的现象。学术界中注重在义解的探讨，而趋奉之徒偏重于广立寺院，铸造形像。康帝时褚皇后立延兴寺，简文帝立波提寺，孝武帝立精舍于殿内，引沙门居之。恭帝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迎瓦官寺，从行十余里(以上见《晋书·本纪》)。许询舍永兴、山阴二宅为寺，谢尚舍宅为庄严寺，王坦之舍园为安乐寺。安乐寺东有丹阳尹王雅宅，西有东燕太守刘斗宅，南有豫章太守范宁宅，并施以成寺(《高僧传》卷十四《慧受传》)。何充在扬州修崇佛寺，征役吏民，功赏万计，为遐迩所讥(《世说新语》注)。王恭调役百姓营修佛寺，务在壮丽，百姓怒嗟。何准散带衡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

当时修造了这些寺院，其寺僧的生活还是基本上靠信众的布施，或建寺人的供养。如何充修崇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郗超以米千斛送与住在襄阳的释道安。蜀郡刺史毛璩饷昙翼米千斛，翼受而分施。名德法师也有受政府供给的，如孝武帝诏，道安法师俸给一如王公。但也有少数乞食自活的，如康僧渊常乞丐自资。两晋时士大夫阶级的子弟出家的逐渐增多，如竺法琛是大将军王敦的兄弟，释道宝是丞相王导的兄弟，释道安也是家世英儒。因此士大夫阶级的妇女也渐有出家的。如武威太守钟诞的女儿令仪，于建兴中(313--316)出家，名竺净检，从西域沙门智山受十戒(沙弥尼戒)，后于咸康中(335--342)又从昙摩竭多受具足戒，是为汉地比丘尼之始。

出家既多，品类易于芜杂。加以生活是依靠信施，自不免多生过愆而受到社会上的责难，甚至有藉势循情，与权贵相结纳，干涉政治。如孝武帝不视政事，但与司马道子酣歌为务，乳姆尼僧尤为亲昵，许荣上疏云：“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秽慢阿尼，酒色是耽。”“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遵。”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书敬太子母陈淑媛，说王国宝忠谨，宜见亲信(《晋书，王国宝传》)。桓玄亦因尼支妙音为殷仲堪图荆州刺史(《比丘尼传》)。所以慧远与桓玄书亦有“佛教凌迟，秽杂日久，每一寻至，慨愤盈怀”之叹。桓玄欲沙汰众僧，慧远为之广立条制。

佛教与文化  东晋时代佛教义学之兴，是与都讲制度有关系的，而这都讲制度引起当时学术界极大兴趣。所谓都讲制度是在法师讲说经论时，另推一人为都讲，专向法师提出质疑问难以相辩驳。如支遁在山阴时讲《维摩经》，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都以为询无以厝难；询每说一难，众亦以为支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听众都以为已经了解支遁的意旨。但自相覆说，两三番以后理路便乱，不能相续了。又如晋哀帝时在建业，同时延请即色宗的支遁讲《道行般若》，请竺道潜讲《大品》，请义合宗的于法开讲《放光般若》。使不同的学派同时各自弘扬，给佛教的义学以极大的启发。此外元帝时帛尸梨蜜多罗译出《大灌顶经》等密教经典。孝武帝时昙无兰译出许多咒经。虽然当时传习的人不多，但也丰富了佛教的内容。

佛教既以慈济为怀，西域沙门多通医术。如汉代安世高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晋时于法开祖述耆婆，妙通医法。耆婆是与佛同时的名医家，可见于法开所学是印度的医道。有人问于法开曰：法师高明刚简，何以医术经怀?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愈风寒之病，自利利人不亦可乎。《隋书·经籍志》有于法开《议论备豫方》一卷，支法存《申苏方》五卷。于法开弟子于道邃也善方药。其时在北国，佛图澄善于医术。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瘳损。单道开与佛图澄同时，善治眼疾。佛图澄弟子竺佛调居常山寺，常备医药。由于佛法的东渐，同时也传人印度的医术，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在绘画方面，自从东吴曹不兴吸取西域佛像的画法，创造性运用在中国原有的技巧之中，使中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其流派日渐兴盛，曹不兴的弟子卫协，当时称为画圣。卫协的弟子张墨、顾恺之，都享盛名。张墨在屏风上画维摩诘像。顾恺之为瓦官寺壁画了一尊维摩居士像，光照一室，并规定第一天来看的每人应即施十万钱，顷刻便得钱百万。顾恺之的弟子毛惠远，远传其弟惠秀，秀有胡僧图、释迦十弟子图，张墨弟子顾骏之有严公等像，均见于《历代名画记》。又《公私画史》称永嘉法王寺有骏之画。可见当时许多画家，都用佛教画作为创作而且以寺院成为画家的研究所。

两晋之时造寺既多，造像当然更多，西域传来各种佛像。汉地也从而仿造。当时佛像的种类已经是多种多样的。第一金箔像，是用薄铜板槌打成的。东晋沙门竺道一于太和年(366--371)中在嘉祥寺造金箔千佛像。第二铜铸像，当时有铸造丈六释迦像或弥陀像的。第三雕像，用木或玉雕成。第四夹紵漆像，今俗称脱沙像。用泥作型，内里空虚而外加紵布，然后施漆。第五塑像，用泥土塑成，永和六年(350)尚书何充塑泥像七龛((晋书》卷七十九)。第六绣像。释道安居襄阳，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各一张(《高僧传·释道安传》)。第七织成像，宋米芾《画史}说，朱长文收锦织成诸像，阔四尺，长五六尺，上有织成牌子，题晋永和年造(345--356)。第八结珠像。第九织珠像。

东晋的雕像名家是戴逵、戴颐父子。戴逵在建康瓦官寺手制佛像五躯，在会稽灵宝寺造丈六无量寿像。造时潜坐在帏幔中听人褒贬，随加研究，三年才成。

两晋之时，内地的佛教艺术的发展多在寺内，而甘凉一带，地多山岭，接近西域，吸收西域的文化，因而有因山修龛造窟的。甘肃永靖县炳灵石窟，一名唐述谷，始于晋泰始年(265--274)(《法苑珠林》卷五十三)。

第三章  三学并弘时期

第五节  北方十六国的佛教(310—431)

后赵的佛教与佛图澄  自从西晋末年汾河流域的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抗晋统治者的压迫，推翻了西晋王朝，建立前赵，后来羯族的石勒建立后赵，攻灭前赵，于是中国北方陷于部落集团混战状态，有五族十六国先后继起，匈奴族有前赵、北凉、夏；羯族有后赵；鲜卑族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南凉、西秦；氐族有前秦、后凉；羌族有后秦；汉人建国的有成、前凉、西凉。自愍帝建兴四年(316)西晋灭亡以后，一直到宋元嘉十六年(439)中国北部才统一于北魏，结束了混战的局面。十六国之中与佛教有重要关系的，是石赵的崇奉佛图澄，苻秦的尊敬释道安，姚秦的礼重鸠摩罗什，集三千学士广事翻译，弘传中观之学，使佛教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于是三学并弘，各擅专业，北凉的优遇昙无谶，创译《涅槃经》。此外前凉张天锡、前燕慕容铣、后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后凉吕光、西秦乞伏乾归也都与佛教有一些联系。不见有关佛教史实的纪载的只有前赵、成、南凉、西凉、夏、北燕六国。

佛教是由外国传来的宗教，其在中国得到传播，首先是由于自发的群众要求，为了在阶级压迫之下求得精神的安慰，而对佛教乐于信奉。在统治者方面最初是采取抑制的态度。虽有一二人想利用群众信仰作为政治资本，如楚王英、笮融，但是失败了。到了魏晋之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温和态度，也建立寺院，供养众僧，但还未曾以政令推行佛教。佛教是在东晋时南北两方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盛兴起来的，而南北两方佛教兴起的情况有所不同。南地的统治者着重在佛教学术，群众出家，人数不多，大半集中在大城市，尚能以学修为重。北方的统治者偏重在僧德，群众出家极多，普遍于各州郡，主要是逃避徭役以对异族统治消极抵抗。

十六国的兴起，主要由于种族压迫，所引起的民族仇恨，所以最初的刘赵、石赵对汉族的压迫、屠杀也极凶残。这时佛图澄以一西域沙门，仗其超人的智慧，取得石勒的信任，极力以德化相劝导。《佛图澄传》中说：“(石勒)专以杀戮为务，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劝。”及勒既见澄而信服之后，接受了佛图澄的谏劝，“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当时群众既托庇于佛教，所以佛图澄的前后门徒几及一万，所经过的州郡建立寺院有八百九十三所。但石勒、石虎并不是信仰佛教，只是由于佛图澄对于征战吉凶常有正确的预示，因而尊信其个人，有事必咨而后行。石虎对他更是敬奉，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皆举舆，司空每日往候起居，太子诸公五日一往朝谒。至于群众出家以逃避徭役，石虎却深致不满，于是下书问中书令：“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真伪。”结果认为汉人信奉外来的宗教，可以削弱其民族观念，于是宁可牺牲经济上的利益而取得政治上的成效，下书说：“佛是戎神，正所应奉”，“乐事佛者悉听为道。”

佛图澄的学术思想，史传不载。只称其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与诸学士论辩疑滞，无能屈者。并且注重戒行。道安的《比丘大戒序》中说：“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从其弟子释道安、竺法汰的理论造诣精湛，僧朗的硕学渊通(见《水经注》)，竺法雅妙通精理，比丘尼安令首思致渊深等来推测，而且有佛调、须菩提等远从天竺、康居等同来从他受训，可见其佛学成就是高深的。

前秦的佛教与释道安  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是于刘赵时出家(325)，石赵时从佛图澄受业。佛图澄卒后，石赵灭亡，避难于山西阳城县王屋女林山，转入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渡河依陆浑，最后迁居襄阳十五年，每年宣讲《放光般若》。太元四年(379)秦苻坚攻襄阳，迎安至长安。僧众数千，大弘法化。

苻坚极力效慕汉族的文明，礼贤下士以英主自居，对于道安备致恭敬。自称“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每日召见道安与王嘉于外殿之侧。苻坚游于东苑，令道安同辇。道安既得苻坚的尊重，故得以在长安与西域沙门大力提倡翻译，为二十年后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先后请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一百八十七卷，而道安与法和共参校定，诠定音字，详核文旨，使新出诸经得以考正。同时注述经义，予以正确的发挥。其着作约有二十五部，二十八卷，今皆不传。传中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湮没未通。每至讲说，惟述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经，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正因为道安改革了前人用外书比拟佛教的“格义”方法而直接从经文寻绎其义旨，所以能有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之功。其着作之中，所辑《综理众经目录》尤有功于佛教文献。传中说：“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论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在道安以前只有一代或一人所翻译的经录，自道安始作总录，开后代佛典目录学的先例。此录今不传，但大致采人梁僧祜《出三藏记集》中。

安于幼年在邺从佛图澄受业时，就注意戒律，每以世乱未能尽习为恨(道安(比丘大戒序》)。安晚年在长安，徒众既有数千，不能不有共住的规约。于是安制定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之法，三日布萨差使悔过等法。第一是讲学的仪轨，第二是修道的仪轨，第三是持戒的仪轨。当时天下寺舍则而从之。魏晋沙门各自依师为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为姓，果符经旨，遂成后代的永式。

道安的提倡翻译，述正经义，纂辑经录，制定轨范，在佛教界中完成了承先启后之功，是伟大的。

苻秦一代翻译的成功，竺佛念的功绩也不为小。竺佛念是凉州人，精于训沽之学，善晓华戎音义，先协助昙摩持传译，后也自译。苻秦译师鸠摩罗佛提(382)、僧伽跋澄(381--385)、昙摩鞞(382)、僧伽提婆(383--385)、昙摩难提(384--391)都是由竺佛念和佛护二人传译的。当时人推竺佛念为苻姚二秦译人之宗，安世高、支谦之后莫有逾者。苻秦一代所译多是小乘根本典籍，如《四阿含暮钞解》、《三法度论》(佚)、《中阿含经》(佚)、《增一阿含经》(佚)、《八犍度论》、《稗婆沙论》、《阿毗昙心》(佚)等。小乘学派的研究，从此奠定了基础。

后秦的佛教与鸠摩罗什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多事斋忏祠祀，人晋以后偏重般若思想，到了姚秦，佛教的学风又为之一变，一则由于鸠摩罗什传人了龙树的中观学派，使般若思想归于纯正，二则禅法和广律的传译渐臻完备，于是戒学、定学、慧学，波涌于释门，律师、禅师、法师，分镳而并路。法师慧解之中又各擅专经，不再限于般若。

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炎是印度的国相。舍相位而出家，到了龟兹为龟兹王所迫，娶了王妹(耆婆)，而生鸠摩罗耆婆，简译为鸠摩罗什。七岁随母出家，十二岁遍通小乘经论及世俗文典。后来改学大乘，从须利耶苏摩学《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二十岁受戒后，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苻坚于建元十八年(382)派吕光攻龟兹，欲迎鸠摩罗什东来。建元二十一年(385)吕光回师到凉州，苻坚被杀，吕光在凉州自立为王，鸠摩罗什留在凉州十六年之久。到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灭凉，始迎入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在西明阇、逍遥园、草堂寺等处先后翻译出众经七十五部，三百八十四卷。弘始十五年(413)卒，年七十四。罗什译经时，随即讲授，所以新经译出，即有注解行世。如《维摩经》、《金刚经》等都有罗什注。罗什译《中论》才得两卷，道融便即宣讲，什又命道融讲《新法华经》。罗什译《成实论》令僧睿讲之。这对于翻译时审文证义是有大帮助的，罗什所译《摩诃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后世三论师、四论师的根本典籍，而《成实论》也发展成为成实师的专学。罗什所译禅经，如《坐禅三昧经》、《禅秘要经》、《禅法要解》、《思惟要略法》、《菩萨呵色欲法》，对当时的禅法起很大的作用，所译《梵网经》成为后世受菩萨戒的根据。罗什的着作，如《实相论》、《答王稚远问》等今不传，唯存答慧远的《大乘大义章》二卷和《答姚兴通三世论》一篇(《广弘明集》)。罗什运用达意的译法，一变从前朴拙之风，成为中国三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门下所谓三千学士，其中有盛弘中观的如僧肇、道融、竺道生、慧严、慧观、慧睿等，有专心禅修的如僧睿等，有精通《成实》的如僧嵩、僧导等，有研究《十诵》的如僧业、慧询等。当时人称说：“通情则(道)生、(道)融上首，精难则(慧)观、(僧)肇第一。”又说：“(道)生、(僧)睿发天真，(慧)严、(慧)观窒流得，慧义修悖进，冠渊(即道渊，姓冠)于默塞。”盛弘中观之中，僧肇、道融、道生、僧睿，号称四哲。竺道生后来南下到建业，独树一帜。四哲之中应推僧肇为上首，着有《肇论》一卷及《维摩经注》。僧睿、道恒所作诸经序论存在《出三藏记集》及《弘明集》中。

．姚秦时广律的传译，首先由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卑摩罗叉三人先后译出《十诵律》六十一卷，佛陀耶舍译出《四分律》六十卷。其后法显由天竺带回来《僧只律》和《五分律》，经佛陀跋陀罗在建业与法显共译出《僧只律》四十卷，宋时佛陀什译出《五分律》三十卷。于是中国律学始称完备。当时因为鸠摩罗什是学《十诵律》的，所以《十诵》在汉地普遍盛弘起来，《僧只律》也因为佛陀跋陀罗的关系，流行于江南，而传习其他律部是很少的。

北凉的佛教与昙无谶  印度的大乘佛教分为中观、瑜伽两宗。中观以性空为宗，所以多说法性。瑜伽以唯识为宗，所以多说佛性。罗什是中观系统，翻译的经典和般若、法华及方等诸经多是说法性的。佛陀跋陀罗译出《华严经》，是瑜伽六根本经之一，他的学派是属于瑜伽的。北凉有昙无谶译出《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大集经》三十卷和《菩萨地持经》十卷等，《菩萨地持经》是《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异译，而《大般涅槃经》广谈佛性的道理，因此昙无谶的学派应当也是属于初期的瑜伽学派，而开汉地涅槃学的先河。

昙无谶是中印度人，六岁父亡，为达摩耶舍弟子，诵咒读经，初学小乘，后从白头禅师学《涅槃经》。后至罽宾，罽宾多学小乘，不信涅槃，进到姑臧，沮渠蒙逊接待甚厚。学语三年，以玄始三年(414)创译，至玄始十五年(426)译出经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义和三年(433)，魏太武帝听说昙无谶道术，派人到北凉请他。沮渠蒙逊不肯令他去，因遣人刺杀之，时年四十九。时有道进要从谶受菩萨戒。谶教竭诚忏悔七日七夜，方为受戒。自后有名先进如道朗等，先后从道进受菩萨戒的有一千余人。昙无谶的菩萨戒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西行求法  自曹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260)朱士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竺法护于西晋初游历西域，大得梵本，回到长安广事翻译而后，引起汉僧向往之心。加以北国处在异族的残酷统治之下，沙门更有宁冒西行的艰苦而不甘于屈服，一时西行求法颇有多人。

前汉时(318--329)有康法朗与同伴四人从张掖西行，过流沙，见一古寺，四人留彼寺中专精道业，康独游历各国。回国后在中山讲授，前凉太清十一年(373)与慧常、进行、慧辩同往天竺，途过凉州，参加凉州张天锡的译场。又有僧纯、昙充到龟兹，从云慕兰寺大德佛图舌弥求得《比丘尼戒本尼受大戒法》、《二岁戒仪》回到长安，以前秦建元十五年(379)译出。

晋孝武帝时(373--396)慧睿由蜀西游，经历各国，到南天竺，还到庐山，又到长安，撰有《十四音训叙》，今不传。庐山慧远遣弟子支法净、支法领往西域求法，于于阗得《华严经》等梵本二百余部而回。

西行中最有成绩的是法显。法显以后秦弘始元年(399)与同学道整、慧应、慧景、慧达、慧嵬从长安西行。在张掖又与宝云、僧景、慧简、智严、僧绍相遇。慧嵬、慧简、智严到了乌夷国，因路费不足，转回高昌，智严复往罽宾邀请佛陀跋陀罗同经天竺乘船东来。僧绍行到于阗，独往罽宾。慧景在小雪山冻死，慧应在那竭国佛钵寺病死。慧达、宝云、僧景行到弗楼沙国先回。只有道整同法显到了印度。道整留在印度巴连弗邑不回。法显在路中走了六年才到中印度巴连弗邑，在彼留学六年，得到《僧只律》等。又南行到师子国(今锡兰)，在彼住了两年，得到《弥沙塞律》等。由海路回国，又走了一年。以义熙九年(413)到山东青州牢山登岸。回到建业，与佛陀跋陀罗译出《僧只律》。后往江陵，卒于辛寺。着有《佛国记》一卷，至今奉为研究当时印度和西域历史的重要资料。后秦弘始八年(406)智猛与同伴十五人从长安到凉州西行。其中九人到葱岭便回，道嵩在波仑国病死。又有四人在回国途中病死。只有昙纂与猛同出同归。猛到天竺迦维罗卫国、华氏城等处，得到《涅槃经》、《僧只律》等。仍从陆路回国。撰有《游行外国传》，今不传。

北方佛教的发展情况  佛教在北方十六国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群众在异族残酷统治之下，为逃避苛刻的徭役而竞共出家，几乎遍于州郡，当然寺院也遍于各地。人民在不断的混战之中，被屠杀和掠夺，生产受到破坏，经济受到摧残。各地建寺的费用可由信徒担负而僧侣生活必须自筹，同时也无法乞食自活。所以北方僧众多半自耕自食。如道安年十二岁出家，驱役田舍至于三年。后来从师求经，还要带到田间在耕作休息的时候来阅读。法显少时与同学数十人，都是沙弥，在田中割稻，遇贼来夺谷，诸沙弥都逃走，唯显留与贼共语。寺僧数百人莫不叹服。由此可见当时人既只为逃避徭役而出家，可以终身不受比丘戒，以沙弥的身份为寺中耕作。大约一僧之耕，可供十僧之食，此与江南僧侣集中在都市，依靠信众供养的情况不同。

出家人既多，丧失了征役劳力，这对于统治者是不利的。因此在北方数次引起了沙汰众僧之举。在苻秦时，苻坚曾沙汰众僧，当时只有泰山僧朗所居，不在搜简之例。到姚秦时，由于鸠摩罗什在长安弘化，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般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于是姚兴不得不限制僧众，以僧碧为僧主，僧迁为悦众，法欣、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碧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迁等并有厚给。弘始七年(405)又加亲信仗身白从各三十人。是为北国立僧正，建僧籍之始。

北方诸国的统治者对于佛教，除后秦姚兴尚通达佛理，其余大都不是对教理有所景仰，而只是对高僧的尊重。原因是由于部落集团相互混战，谋臣武将各有私心，使统治者往往苦闷，莫知所从。唯有出家僧德与世无争，遇事可以徵询而不至被欺。僧众在乎日也就参加朝会，遇事也就干预其间。如后赵石虎之对佛图澄，每事必咨而后行。朝会之日佛图澄也升殿参加。姚襄之败，沙门智通劝其励兵收众，更图后举。前秦苻坚要攻晋，群臣请道安谏阻。后燕慕容华遣太子宝攻魏。因为不听沙门支昙猛“魏军将至”的预告而大败。慕容德破苻广后，张华劝取彭城，慕容钟、慕容护劝攻滑台，潘聪劝略青齐。慕容德不能决，请问于泰山僧朗。朗劝从潘策，果平兖州。南凉时沙门昙霍对秃发耨檀说，如穷兵好杀，祸将及己。耨檀不能从。这就与江南的御筵开讲、着履上殿的风气不同了。

第六节  宋齐的佛教(420---502)

竺道生的义解  自汉晋以来，经论的翻译逐渐增加。讲说的人虽各依经文，发挥己见，但总须文句有凭。而竺道生悟彻言外，以为忘筌取鱼，方足以言道。于是不守文言创立新解，曾受到当时的排斥，毕竟为梁陈时代诸师竞胜，开风气之先。

竺道生自幼从竺法汰受业，年十五便登讲座。受具戒后人庐山幽栖七年。中年以后与慧睿、慧严同游长安从鸠摩罗什学。罗什以弘始三年(401)人秦，弘始十一年(409)卒。道生以弘始十年(408)南返，仍过庐山；以僧肇《般若无知论》示刘遗民(《肇论·答刘遗民书》)。到建业，住龙光寺。义熙十三年(417)佛陀跋陀罗译出《方等泥洹经》六卷，即《大般涅槃经》初分。经中说一阐提人无佛性。道生剖析经理，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时人以为邪说，集众摈之。道生乃东居虎丘。元嘉七年(430)昙无谶译大本《涅槃经》至，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众始信服。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年八十。其所立义有善不受报义、顿悟成佛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均不传。现存《法华疏》二卷，及《维摩经注》、《涅檠经注》(《维摩集解》、《涅槃集解》中)。

善不受报义，是说一毫之善，并皆成佛，不受生死之报。顿悟成佛义，是说金刚以还皆是大梦，金刚以后顿悟成佛。当时主张渐悟的，认为三乘次第，必须先证声闻果，然后回小向大，方趣菩提，如慧观、昙无成等是。有主张小顿悟的，认为一乘顿悟，在七地以上悟无生忍，如支道林、道安、慧远、僧肇等是。道生之说，称为大顿悟义。佛性当有义，即是说阐提得成佛的道理。法身无色义，是与丈六即八尺真义相对的。谓丈六之与八尺都是接众之迹而非佛实。佛无净土义，与法身无色是一致的，无形便也无土。应有缘义，是论佛应众生是有心向应，或同生共处，共于悲愍，或因爱欲，共于结缚。

竺道生卒后，其所立义曾盛兴一时。谢灵运也主张顿悟之说，有《辩宗论》一篇发明此理(《广弘明集》)。刘虬在《无量义经序》中也说顿悟。宋文帝召集道生的弟子道遒在宫内与义僧辩论，申明顿悟之义，又请慧观的弟子法瑗由庐山人都，述生公顿悟义。其后有龙光寺宝林、林弟子法宝祖述生说。

佛教名相之学  佛教的理论，有其专用的术语，所谓“名相”。每一名相有一定的含义。大乘中观学派的般若思想所应用的名相及其分析，是以小乘名相和其分析为基础，此属于龙树的《大智度论》中最为明显。只是小乘认为一切法有其实体，而中观学派认为一切法都无自性。当西晋的般若思想发展以后，为了进一步深入而正确的研究和通达其他各大小乘经典，都必须先了解各个名相的含义，于是《毗昙》和《成实》之学兴起，成为一切佛教学者所必须精练的学科，或只通达其中的一，或者二者兼通。

阿毗昙学说是印度小乘学派二十派中一切有部的学说，传人中国最早。汉译的小乘论中也以此类为最多。古代旧称为数论。自从安世高于汉末最初传授毗昙禅数，曹魏时译有《阿毗昙甘露味论》。在这时期中传习毗昙的有康法朗的弟子令韶，特善禅数，竺法深的弟子从深受阿毗昙；竺僧度着《毗昙旨归》。到苻秦建元十九年(383)，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译出《八犍度论》，晋太元十九年(391)到了庐山又译出《三法度论》和《阿毗昙心论》。姚秦弘始十六年(414)昙摩耶舍译出《舍利弗阿毗昙论》，宋元嘉十一年(434)僧伽跋摩译出《杂阿毗昙心论》，北凉永和五年(437)浮陀跋摩译出《大毗婆沙论》一百卷，于是毗昙之学大致完备。僧伽跋摩的弟子慧基传于慧集，于毗昙一部擅步当时。着有《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今不传。毗昙的论典虽多，但是当时研习是以杂心论为主。

《成实论》是中天竺诃梨跋摩造，约当中国曹魏时代。毗昙主张我空法有，而成实主张我法俱空，因此二家对四谛所摄诸名相的含义也互有不同。鸠摩罗什于弘始十三年至十四年(411--412)译出《成实论》，从他研究这部论的以僧导、僧嵩为最。僧渊于徐州从僧嵩受《成实》、《毗昙》二论。渊弟子昙度精通《成实》，独步当时。魏主延至平城，大开讲席，慧基从僧伽跋摩受《毗昙》，但基弟子僧柔精于《成实》。永明七年竟陵王萧子良请柔抄略原论为九卷。周颐作序云：《成实论》卷广义繁，致力难灵，复住不旋，终妨正务。顷《泥洹》、《法华》虽或时讲，《维摩》、《胜鬘》颇参余席。至于《大品》精义，师匠盖疏，十住渊弘，世学将殄。而赞成僧柔的删节，以为删余探要，取效根本，则方等之助无亏，学者之烦半遣(《出三藏记集》)。由此可见宋齐之时《毗昙》、《成实》之学兴，大家忙于名相的分析，以解释《泥洹》、《法华》、《维摩》、《胜鬘》各经，而般若义理之学废弛，同时也使佛教与玄学断绝了联系。

三学的发展  自从罗什大事弘传，罽宾禅师的东来，四部广律的翻译，于是法师、禅师、律师各擅专门。宋齐之世，法师义解方面是以道生的学说为主流。道宣《续高僧传·义解论》云：“道生孤拔，擅奇思于当年；道林远识，标新理而改旦。自斯厥后，祖习余风，虽云较异，盖可知矣。”除道生学派以外，宋代以慧睿、超进为着，齐世以玄畅、僧远、慧基为着。梁《高僧传·义解篇论》云：“(道)生、(慧)睿(玄)畅、(僧)远，领宗建业。”又云：“超进、慧基乃摘浙东之盛。”慧睿是先曾往游印度，回国后又与竺道生同赴长安从罗什受学，而后又回到建业的，其学说可能与道生接近。超进幼在长安学。义熙十四年(418)夏国攻陷长安，超进避乱到建业，往姑苏、山阴。太始中人都，以大般涅槃是穷理之教，累加讲说。可见宋代的学风是崇尚顿悟和涅槃的。齐世玄畅是北魏玄高的弟子，因魏武灭法，逃至扬州，传讲华严，又善三论。洞晓经律，深入禅要。僧远是道凭的弟子，通明数论，贯大小乘。慧基幼从僧伽跋摩学，年满二十受戒后，备访众师，善《小品》、《法华》、《思益》、《维摩》、《金刚般若》、《胜鬘》等经，皆思探玄赜，鉴彻幽疑。着《法华义疏》，注《遗教经》。从此诸人讲学的情况也可以推知齐代佛学的风尚。

宋代西域人来华传授禅学的有北凉沮渠京声，是沮渠蒙逊的从弟，曾在于阗从罽宾佛大先学禅，北凉亡后，奔宋，译出《观弥勒上生经》、《治禅病秘要经》。罽宾昙摩蜜多以元嘉元年(424)由龟兹经敦煌、凉州、蜀郡、荆州而到建业，处处以禅道教授学徒，译有《观寿虚空藏菩萨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五门禅要用经》、《观无量佛经》、《禅秘要经》(后二阙本)。僧审从受禅业，曲尽深奥，审传慧嵩。罽宾昙摩耶舍于晋时到广州，又到长安，后于宋代到江陵大弘禅法，信士学者三百余人。罽宾求那跋摩由师子国到广州，人都讲《法华》、《十地》。人禅常累日不起。又有罽宾佛驮什，专精律品，兼达禅要。景平元年(423)到建业，译出《五分律》，未及弘禅而去。

罽宾系统的禅学还有凉州玄高，幼在长安从罽宾佛驮跋陀罗受学，妙通禅法。太平五年为魏主所杀，弟子玄畅逃至宋都。畅弟子法期，十住观行，所得已九，唯有师子奋迅三昧未尽。《高僧传》赞玄高等说：“出人尽于数随，往反穷乎还净。”又说：“五门弃恶，九次丛林。”可见当时的禅法是以五停心观、六妙门、九次第定为根本的。

至于律学是偏以《十诵》为主。罗什在关中，卑摩罗叉在江陵寿春，盛弘《十诵》。罗叉弟子慧猷着《十诵义疏》，陕西律师莫不宗之。罗什弟子僧业依广律订正戒本。业弟子僧璩撰《僧尼要事》，行于齐梁之世。道俨精研四部，融会众家，着《决正四部毗尼论》。玄高弟子僧隐学尽禅门，深解律要，而妙通《十诵》。当时偏善《僧只律》的有道营，是慧询、慧观的弟子，二人都从罗什受业，而询善《十诵》、《僧只》。齐世律师以智称为最着，从僧隐、成具二律师受学，大明《十诵》。《高僧传论》说：学数论的人以“律部为偏分，数论为通方，于是扈背毗尼，专重阴人”，而学律的人以“戒律为指事，数论虚诞，于是自赞毁他，我慢矜高”。可见当时法师、律师之间是有争论的。

神灭之争与报应之争  佛教所主张的三世因果之说是建立在般若理论基础之上的，所谓，一切法无自性，这就是说人是由物质(色)、感觉(受)、观念(想)、行动(行)、认识(识)五者(五蕴)和合而成，而没有单一的、不灭的、自在的、主宰的灵魂。这些复杂的物质、感觉、观念、行动、认识又各各无有自性。所谓人生，只是由过去五蕴综合所起作用(业)而引起现在的综合现象而已。唯其没有灵魂，才可以经由一定的修养而达到除灭五蕴，证得涅槃，也就是绝对真理的自然显现。

但是当佛教传人之初，汉地人士狃于原有的灵魂之说，于是将原有的二世因果之说，所谓人由父母精血而生，死而为鬼的概念，与佛教三世因果之说相结合，以为佛教主张人死精神不灭，由前生到今生，由今生到来生，随着前世所作的善业或恶业而在后世享福或受罪；或者生生世世的修炼下世，最后可以使精神得到成佛。这样解释佛教的三世因果之说，当然与佛教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然而汉魏以至宋齐之间，凡是通达儒术而学佛的人多半陷入这种见解而不能自拔，恰逢这时在儒家内部也发生有鬼、无鬼之争。主张有鬼的就很容易接受人死精神不灭的学说，因而推崇佛教，主张无鬼的就批驳精神不灭的学说而排斥佛教。于是形成了百余年不能解决的神灭之争。但是深明佛法的大德法师们很少参与这一论战，因为佛教既不承认有灵魂，又何从而争神灭与神不灭呢?

最初提出神不灭论的是汉末牟融。在《牟子理惑论》中说：“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耳!”

当时人对精神的主张，既然是由汉地魂魄之说转化而来，于是多数人以为心神是有形的，只是妙于万物。与道安和竺法汰同时的竺僧敷乃作《神无形论》，以为有形便有数，有数则有尽。神既无尽，故知无形。此论既出，便得到当时大众的信服。到了东晋末年慧远的发扬和竺法汰弟子道壹建立了幻化宗，认为心神不空是第一义谛。神若是空，教便无所施，谁修道成佛?于是神不灭的问题，提到了论坛上而开展了论战。桓玄曾问慧远说：“神虽妙物，是阴阳之所化耳。既化而为生，又化而为死，既聚而为始，又散而为终。因此而推，固知形神俱化，原无异统。精粗一气，始终同宅。宅全则气聚而有灵，宅毁则气散而照灭。散则反所受于天本，灭则复归于无物。”慧远的答复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惑深。惑者见形朽于一生，便以谓神情俱丧，犹观火穷于一木，谓终则都尽耳。”(《沙门不敬王者论》)

到了宋世，神灭与神不灭之争便发展起来了。首先是罗含与孙盛之争。罗含作了一篇《更生论》，文中说：“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质有聚散，往复之势也。”孙盛与罗含书，讨论这一问题。书中说：“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罗含答覆孙盛说：“本亦不谓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颓者亦不失其旧体。”

其次有何承天与颜延之之争。何承天作《达性论》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更受形哉。”颜延之作《释达性论》，主张神不灭之说以反驳何承天。文中说：“神理存没，尝异于根菱变谢。”又说：“精灵必在，果异于草木。”何承天在回答颜延之的书中不得不承魂魄之说，以为神魄惚恍，游魂为变，发扬使怆，亦于何不之。颜延之便质问他，游魂是有形还是无形?若虽有而无形，天下宁有无形之有，如是适足以证明神是不灭的。何承天的答复，只是说，昔人以鬼神为教，乃列于典经，却不作正面答复。颜延之再追问他说：精神不无既已经取得一致，而对于所以有的情况却避而不答，显见神灭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了。

何承天同时又与宗炳有所争论。当时沙门慧琳作《黑白论》，论儒佛的宗旨(白学先生指儒家，黑学道士指佛家)。何承天以此论示宗炳。宗炳便作《难黑白论》，文中说：“人形至粗，人神实妙。以形从神，岂得齐终。”何承天答复宗炳说：“形神相资，古人譬为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宗炳又驳他说：“夫火皆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粗，感而得形随之。精神极则，超形独存。无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谓也。”宗炳有{明佛论》一篇，申明神不灭之旨。郑鲜之也作《神不灭论》说“夫形也五脏六腑四肢七窍，相与为一”而“神体灵照，妙统万形”。又说：“夫火，因薪则有火，薪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为用耳。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资亦犹此矣。”又有任函作《无三世论》，于是僧含作《神不灭论》以抗之。

最后到了齐代范缜，神灭之争达到最高峰。范缜作《神灭论》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神之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形无神，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当时齐竟陵王萧子良集众僧与范缜驳难，结果驳不倒范缜。后来到了梁代，梁武帝也知神不灭不合乎佛教，于是作了一篇《神明成佛义》，以为“无明体上有生有灭，生灭是其用，无明心义不改”而“无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迁也”。又大集朝臣与范缜辩论。沈约作了《神知不异众生知义》、《六道相续作佛义》、《因缘义》、《论形神》、《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篇来与范缜对抗，然而在理论上还未能屈伏范缜，只是以帝王的势力压倒他而已。恰逢这时在南方有真谛和北方有菩提留支等，传人瑜伽宗的阿赖耶识之说，在佛教中才明白佛教所解释的生死无我的真理，而神灭与神不灭之说同归消沉了。

既因佛教主张三世因果而有神灭与神不灭之争，因此三世报应之有无，也就成为争论之一。东晋时戴安道作《释疑论》，以为善恶由性定，而报应之说只是劝诫的意思。以此论请教于慧远。慧远自己作了两篇《明报应论》和《释三报论》，说明有现报、生报、后报的道理，又叫周续之作了一篇《难释疑论》，与戴安道往返问答多番。宋时何承天作《报应问》，以为报应只是佛经假说权教，劝人为善，以问刘少府。刘少府作答，辩明善恶之业，业无不报之理。此外还有卞湛之作《报应论》与范泰相问答。袁粲作《蘧(伯玉)颜(渊)论》，冶城慧通与之往返诘难。这些文献都不传了。

夷夏之争与袒服踞食之争  神灭之争可以说是儒佛之争。至于道家主张长生和尸解，所以不可能与佛家争论神灭与神不灭的问题，而佛道之争论是在另一问题上出现的，就是夷夏之争。夷夏之争始于西晋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到了齐世道家顾欢作《夷夏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顾欢的《夷夏论》中说：“端委摺绅，诸华之容，剪发缠衣，群夷之服。擎跪磐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国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流，西戎之俗。”又说：“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舍华效夷，义将安取。”于是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作《折夷夏论》，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咨夷夏论》，僧愍作《戎华论》，袁粲代慧通作《驳夷夏论》等以驳顾氏之说。又有道士假借张融的名义，作《三破论》以批评佛教说：佛教人国而破国，兴造无费，苦克百姓，使国空民穷。二人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三人身而破身，使人身之体有毁伤之疾，髡头之苦，不孝之逆，绝种之罪，亡体之诫。唯学不孝，何故言哉。于是刘勰作《灭惑论》，释僧顺作《释三破论》以驳之。

张融家世奉佛而舅氏奉道，因此张融不得不调和两家，作《／刁律》一篇，以为道也与佛，区极无二，可以专遵于佛迹而无传于道本。并以门论示二何、两孔及周颐。周颐答书难问说：“言道家者岂不以二篇为主，言佛教者亦应以般若为宗。二篇所贵，义极虚无，般若所观，穷照法性，虚无法性，其寂虽同，住寂之方，其旨则异。”彼此往覆难问，积有卷数。

佛之与道既有夷夏之别而引起了争论，于是佛教中所遵行的印度习惯，也成为佛教内部遵守与否的争论。沙门的食则踞坐、衣则袒服，是遵守印度的习惯，而为汉人所讥议。慧远曾作《沙门袒服论》，说明袒服的用义。何无忌作书难问，慧远再作书答之。宋文帝时郑道子与沙门书，论踞食的简慢。范泰是信佛的，并且建只洹寺，但是他也反对踞食，与诸僧争执，乃至和道生、慧观辩论，而由司徒王弘以及朝臣奏请宋文帝来决定。这一场辩论是很激烈的。结果是认为如来画一之制，止可谨守而行而仍从原来的习惯。

南方佛教的发展情况  据《辩正论》所记：宋世合寺一千九百三十一所，僧尼三万六千人。齐世合寺二千一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这个数字与北方相比，是很微末的。但是《辩正论》说宋世佛教是名僧智士郁若稻蔗，宝刹金轮森如竹苇。这就说明，江南的寺院和僧尼只是集中在大都市。唐人诗句说建业一处，已经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了。总计南方佛教情况：一是建寺的糜费；二是僧侣的生活主要依靠信众的财物布施；三是设立僧官；四是僧侣与权贵相交结，多生过愆，因而引起沙汰；五是佛教的兴盛影响了国际的往来。

宋齐之世建塔造寺日益增多。如宋萧慧开一人而为父在四处起建四寺。朝贵也多舍宅为寺，如范泰在宅西立只洹寺，沈道虔舍宅为寺等，因此宋元嘉十二年(435)丹阳尹萧摹之上启事说：“佛人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林竹铜彩，糜损无极。请自今欲铸铜像及造塔寺者，皆依事列言须许报乃可为之。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用诏书律，铜宅林苑皆悉人官。”《宋书·夷蛮传》)文帝从之，但事实上建寺之风仍成习尚。宋孝武帝殷贵妃卒，由僚佐集钱立新安寺。齐豫章王襄卒，武帝货其杂物服饰得数百万，起集善寺。明帝起湘宫寺，极为奢侈。这样糜费，当然给经济上带来极大的虚耗。齐武帝在临终时，遗令自今公私不得出家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悉罢断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者。明帝时张泰上书陈便宜二十条，其中一条也说宜毁废塔寺。

当时寺院的经济是很富裕的，其主要来源是信众的财物布施。元嘉二十一年(4鸲)只洹寺慧义卒，资生杂物近盈百万。元嘉二十七年(450)宋与魏连年攻战，宋有司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又吴郡西台寺多富沙门，孝建(454--456)中王僧达为吴郡太守，求须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下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明帝泰始元年(465)赐道猛三十万以供资给。齐世建元(479---482)中高帝敕捐百户与岷山郡广阳县玄畅，以充俸给。王敬则见灵鹫寺僧审，即奉米千斛。永元二年(500)荇荆州事萧颖胄以南康王宝融起兵江陵。．时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重数千两，埋土中。萧颖胄乃取此龙以为军费。江南僧徒所得财施如此富厚，正说明当时江南经济的繁荣。这与北方僧侣自耕而食的情况也不同了。

北国的僧徒遍于全国，所以设立僧官是首先建立中央的僧正而后推行全国，各州郡普遍设立。南方的僧侣是集中都市，因此先在僧侣集中的地方设立僧正，后来发展才设立全国性的天下僧正。南方晋末始置僧司(《续高僧传·僧迁传》)。见于纪载的有蜀郡僧正僧恭(《高僧传·慧持传》)。宋齐之世有荆州僧正，吴国僧正，南克州僧正，南海僧正，江州僧正，郢州僧正，雍州僧正等。这些僧正可由中央任用，也可由刺史以教令任用。宋世都邑僧正有法和(《僧苞传》)、法颖(本传)、道温(本传)、昙岳、智斌(《僧瑾传》)。齐初法颖再为僧正，其后有法悦。京师除了僧正之外还有都维那、悦众二职。宋世以慧璩为京邑都维那。宋明帝泰始(465--471)中始以僧瑾为天下僧主，给法伎一部，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冬夏四赐并车舆吏力。继任的是昙度(《僧瑾传》)、道盛(本传)、法持(《佛祖统纪》)。齐世以法献、玄畅同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宋代还有都邑尼正、尼统。宋明帝太始二年(466)以宝贤尼为都邑僧正，法净尼为都邑维刀口。

在宋初曾在部分地区出现沙汰沙门之举，如宋太祖即位时(元嘉元年，424)，刘粹为雍州刺史，释罢诸沙门二千余人以补府吏。其后沙门权贵交相结纳者益甚。元嘉四年(427)文帝以慧琳善谈论，因与议朝廷大事，遂参权要，当时曾有黑衣宰相之讥。庐陵王义真、谢灵运、颜延之都与慧琳周旋异常。元嘉六年(429)江夏王义恭为荆州刺史，就文帝求一义学沙门以自随。其后元嘉二十一年(444)义宣镇荆州，亦请求那跋陀罗同行。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谋杀文帝，立彭城王义康，王园寺法静尼参预往还，义康所供养法略道人，罢道而为奔走。元嘉二十五年(448)南郡王义宣多蓄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千三十人。崇饰绮丽，费用殷广。孝武孝建元年(454)江州刺史臧质反，柳元景为檄宣数其罪云：“质姬妾百房，尼僧千计。”其年孝武帝普责百官谠言，周朗上书评论僧尼杂乱情况说：“习慧者日替其修，事戒者日繁其过。遂至糜散锦帛，侈饰车从，复粗假医术，托杂卜数，延姝满室，置酒浃堂，寄夫寄妻者不无，杀子乞儿者恒有。”“今宜严申佛律，裨重国令，其疵恶显着者悉皆罢遣，余则随其艺行各为条制。使禅义经诵，人能其一。”大明二年(458)沙门昙标、道方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于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宫门，杀太宰及诸大臣，立羌民高阇为天子。事发被诛。孝武帝因下诏沙汰沙门，自非诫行精苦，并使还俗。但诸寺尼僧出入宫掖，交关妃后，制竟不能行。大明六年(462)孝武帝又制沙门致敬人主。至废帝立(465)，仍复旧制。宋后废帝于元徽五年(477))游青园尼寺，又到新安寺就昙度道人饮酒醉，回宫后被害死的。到了齐代各帝游幸寺院也是常事。齐高帝建元元年(479)至庄严寺听僧远道人讲。武帝永明元年(483)往安乐寺，和帝中兴元年(501)于竹林寺禅房宴群臣。

由于汉地佛法的兴盛，对于西域和好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元嘉五年(428)师子国王刹利摩阿奉表，天竺迦毗黎王月爱遣使奉表，元嘉七年(430)诃罗陀国遣使奉表，十年(433)阿罗单国王毗阿跋摩奉表，十二年(435)阇婆婆达国王师黎婆达阿罗跋摩遣使奉表，都盛赞中国佛法的兴盛，并献方物。

第四章  众师异说时期

第七节  梁陈的佛教(502--589)

萧衍的崇佛  两晋之时，佛教的弘传，在南方是崇尚佛理，在北国是尊重僧德。而南方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是沙门与士大夫阶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优礼只是随顺士大夫阶层的风尚。宋文帝与何尚之的问答最足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中对佛教的不同观念。文帝说：“朕少时读经不多，比日弥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以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文帝不同意范谢的意见而赞美颜延之的《释性论》、宗炳的《难黑白论》。以为佛教“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何尚之也引慧远的言论说：“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而以为“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高僧传·慧严传》)。可见在晋宋之时有两种见解，一种是认为佛教只重在个人的灵性而无裨于政治，一种是认为佛教直接有助于教化。当时在统治阶级中虽有一部分人认为佛教可以利用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然而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宗教，其初期的发展主要是靠僧众的努力，所宣传的教义如慈悲、平等诸观念，并不完全有利于统治者。将佛教完全控制于统治者之手，使其在社会上的影响符合于统治者的要求，在南方是自梁代萧衍开始的。

梁武帝萧衍，最初研究儒学，既而信奉道教，三十九岁接管了齐代的政权。三年之后，于天监三年(504)下诏舍道奉佛。天监十八年(519)从智约受佛戒，法名冠达。于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中大同元年(546)，太清元年(547)前后四次舍身奉佛，群臣以一亿钱奉赎。每次舍身时都在同泰寺中升讲堂法座为四众讲经。大同中(535--545)曾欲自任僧正，纲维僧侣，因智藏的争论而止(《续高僧传·智藏传》)。所有这些举动，无非是要表示其以人王而兼法王的声势，凌驾诸大德之上，以便控制佛教而为己用。他先撰有《孝经》、《周易》、《毛诗》、《春秋》、《尚书》等讲疏数百卷，事佛以后又撰《涅槃》、《大品》、《净名》、《三慧》等经义记数百卷，发挥他自己的见解，以制旨颁示群臣和僧众。正因为统治者要控制佛教而直接参预了佛教的研究、撰述、辩论，这就刺激佛教内部的学术思想向前发展，一变过去笃守师承之风而为学无常师，各抒己见。于是进入了在汉地融化成熟的佛教思想逐渐完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的准备阶段。

梁代统治者为了对佛教发号施令，把佛教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使佛教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必须先要求自己通达佛理，而统治者是无暇深入研究经典的，于是纂辑佛典以供参考成为首要的工作。梁武帝曾令道朗将各家《涅槃经疏》汇成为《涅槃经集解》，天监七年(508)令僧曼撰《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又令智藏撰《义林》八十一卷，天监十四年(515)令僧绍撰《华林殿众经目录》，二年后又令宝唱改定。又令宝唱集《续*轮论》七十余卷，《法集》一百三十卷，《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简文帝萧纲也撰《法宝联璧》二百六十卷。这些着作对于当时佛教研究上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如《义林》之类纂述义章便成治理经论的主要方法。

成实与三论之学  当东晋和北方十六国时代，南北的佛教是交流的。到了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南北的佛教也成了对峙的局面。北方盛弘地论与毗昙，南方盛弘三论与成实。

梁代成实有三大家：一是庄严寺僧曼，二是开善寺智藏，三是光宅寺法云。三人都从僧柔、慧次受学。僧曼着《成实义疏》十卷。晋安太守刘业问曼曰：法师立义何以多儒?曼曰，宋世资道生，顿悟以通经，齐世重僧柔，影毗昙以讲论。贫道谨依经文，文玄则玄，文儒则儒耳。这说明僧曼是不以僧柔之学为然。法云以经论合撰有四十科，为四十二卷，又精研《法华》，撰有《义疏》，时人称之为“云法华”。智藏讲《大小品》、《涅槃》、《般若》、《法华》、《十地》、《金光明》、《成实》、《百论》、《阿毗昙心》等，各着《义疏》，《成实义疏》有十四卷。三家学说各有专擅。《续高僧传·义解篇》云：“梁代三师互指为谬，审文纰乱，可有致言，义在情求。情安倚伏。”慧韶初听僧曼讲成实，以为听闻义浅，更听智藏讲，遂觉理与言玄。宝琼初从法云学，觉其词富唱高，乃改从南涧仙师学。由此可辨三家为学之殊。智藏之学后传于僧绰，住龙光寺，成为陈代成实重镇。又庄严智爝立新成实宗。《续高僧传·智聚传》云：“庄严爝师新实一宗，鹰扬万代。”又说：“爝法师阐成论之美，名实腾涌，远近朝宗，独步江表。”又梁代招提慧琰撰《成论玄义》十七卷，文词繁富，难于寻阅，智脱为之删正。脱又以江南成实并述义章，至于论文曾无顾涉，乃撰《论疏》四十卷。   

宋代既盛弘竺道生顿悟之说，竺道生虽咨禀于罗什而立说与罗什不同。梁武帝既代齐，自以正统自居，在佛教中也要维持法统，因此极力恢复关中三论之学。时有法度于宋末由北方南来，住在摄山。明僧绍待以师友之敬，卒后又舍所居为栖霞精舍以居之。度卒后弟子僧朗继纲山寺，《华严》、《三论》，最所命家。梁武帝乃勃诸义士受业于山。朗弟子僧诠，声誉远举。僧诠弟子四人：慧勇居禅众，共辩住长干，法朗在兴皇，慧布留摄山。时人称为“诠公四友：所谓四句朗，领悟辩，文章勇，得意布”(《续高僧传·慧布传》)。僧诠原来在山中只是顿迹幽林，禅味相得。慧勇等四人来后，最初尚无教导，经久已后，方为敷演。诫说：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所以僧诠在世时，四人无敢言者。僧诠逝后方各擅威容，而共辩定慧两举，讲唱兼存禅众，其义体与法朗不同。法朗批评其为中假师。法朗卒时以徒众付嘱与茅山明法师。又有弟子吉藏居会稽嘉祥寺，隋世人长安，建立了三论宗。综观梁陈两代的佛教思想，是梁武宗崇大论，兼习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续僧传·法泰传》)。

真谛的摄论之学  约当晋宋之际，在印度兴起了大乘的瑜伽学派。百余年后分51j由海陆两路传人中国。由陆路传人北魏，发展成为地论师学派，由海路传人梁陈，发展成为摄论师学派。

梁武帝于大同中遣直省张汜送扶南国使回国，因便延请摩揭陀国名德三藏及诸经论。适值西印度优禅尼国法师真谛在扶南弘化，因邀与俱来，以大同十二年(546)到南海，太清二年(548)到建业。逢世乱未能翻译，展转移徙于浙赣等处。初居富春，大宝三年(552)侯景迎还金陵。承圣三年(554)流寓于豫章、始兴、平固、南康、临川、晋安、梁安等处。陈天嘉二年(561)由梁安乘船西返，为风所阻，到广州，在广州八年，译出《摄大乘论》三卷、《释论》十一卷，撰《义疏》八卷，又译《俱舍论颂》一卷，《论文》二十二卷，撰《义疏》三十三卷。太建元年(569)卒。生时弟子宗恺等欲迎还建业，而京中名德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陈帝然之，因此不能成行。真谛弟子有智恺、僧宗、法准、慧忍、智敫、道尼、法泰、慧旷、宗恺、慧侃等。智恺早卒。真谛来法准房中，嘱道尼、智敫等十二人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真谛所译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今存三十部九十七卷。所撰经论各疏皆佚失不传。《续高僧传》作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是连同所撰疏义计算在内的。与罗什、玄奘共称为中国三大译家。其译品中除《摄论》、《俱舍论》外，要以《大乘起信论》、《三自性论》、《转识论》、《显识论》为代表其学术思想之作。以真如受熏缘起而成一切法。此真如即是佛性，即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即是第九阿摩罗识。能变之识唯是第八阿赖耶识，而前七识是能缘。阿陀那识是第七识而非第／＼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故皆能成佛，无有永不成佛的。定性二乘也必由佛道而般涅槃。这是与地论师及以后玄奘学说之不同处。其学派在陈代是局限一隅，人隋以后方得盛行。

天台宗的成立  佛教是由印度传来的宗教，而佛教在印度也不断的发展，也就随时有新的学派传人中国。这新旧传人的不同学派在中国又互相结合而创立新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必然之势。天台宗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的。自从鸠摩罗什传人龙树的中观学派，三论师曾遍传各地。到了北魏，自永平(508--512)以后，勒那摩提、菩提留支、佛陀扇多等相继东来，传人无着、世亲的瑜伽学派。成为地论师。三论学者吸取了瑜伽思想而发展了中观学说，便创立了天台宗。如湛然在《止观义例》中说：一家教门是“以《法华》为宗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为扶疏，以《大品》为观法”。是以一向都以天台宗出于龙树的学派，但今究其内容实质，是充满瑜伽思想体系的。

最初创始者是北齐(550--577)慧文禅师。他由《中论》的《因缘颂》和《大智度论》三智一心中得而悟道。但是《中论》和《大智度论》的原论都是就真俗二谛而言，他却用地论师的三谛之说解释其文义。三论师的观行注重在观法性与实相，瑜伽师的观行注重在观佛性与唯识。慧文的禅观方法多用觉心，这显然是兼用瑜伽师的观行。

慧思于兴和元年(539)从慧文受观心之法，悟法华三昧以后，多用随自意三昧(行住坐卧饮食言语中随时修习止观)和安乐行(身口意誓愿四安乐行，见《法华经·安乐行品》)。其后在河南光郢等处讲《大品经》，屡遭毒害。陈光大二年(568)南往衡岳，居住十年，于太建九年(577)卒，时年六十三。正因为当时魏齐的统治者崇尚地论，而慧思之学是以三论为基础，不能得到重视，又以瑜伽思想解释三论，为旧三论学者所不容，因而受到迫害。如《续高僧传》所说“怨嫉鸩毒”，“异道兴谋”。结果只可南下入陈。

智顗于陈天嘉元年(560)人光州大苏山从慧思受四安乐行，得人法华三昧，发旋陀罗尼，照了法华，如高山之临幽谷，达诸法相，如长风之游太虚。慧思往南岳，顗至金陵。陈主“好异前朝而广流《大品》，尤敦三论”。慧思、智顗一系融合中观瑜伽的三论新义，便受到殊厚的礼遇，屡请开讲经论。太建七年(575)人天台山，隐栖十余年，完成了一家的教观，所以称为天台宗。其立渐、顿、秘密、不定为化仪四教，三藏、通、别、圆为化法四教。中观学派以般若为至极之教，而天台依瑜伽学派，以小乘为第一时教，称为三藏教；以般若为第二时教，称为通教；以唯识为第三时教，称为别教，更加以融通空有为第四时教，称为圆教。其观法以圆顿止观(《摩诃止观》)，次第止观(《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不定止观(《六妙门》)，随机教授。平生所有讲述，多由弟子灌顶笔记成书，凡三十余部。人隋以后，因为智顗受到陈代各帝的礼遇，所以天台宗受到排斥，只局处于天台一隅，未广弘通。唐天宝以后，经湛然的努力，方得大行于各地。

佛教发展的情况  据《辩正论》所记，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陈世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梁世由于武帝的提倡，比于前代寺院增三分之一，僧尼增加一倍有半。既是骤然增多，僧徒的生活便不可能单纯依靠信徒财帛的布施，而且统治者既要控制佛教于自己的势力之下，也唯有使寺院经济与封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方能收效。于是寺院在南朝开始走上寺院地主的道路。梁武帝在钟山造大敬爱寺。寺旁有晋丞相王导的赐田八十顷，武帝强付评价，买以施寺。陈慧思居南岳，有十四道士因为诬告，受到给侍僧众的处分。后来道众以老病愿奉田数顷以充香积用赎老身，因名为留田庄(《佛祖统纪·慧思传》)。当时寺院还附设质库。如僧曼要建大殿，费用不足，因把什物儭施待库生长，以付后僧应用(《续高僧传·僧曼传》)。甄彬以一束芋向长沙寺库房质钱，赎时芋中得黄金五两，是他人所质，误置芋中的。可见当时质库的营业范围很广的。僧侣的生活既依赖于寺院的土地剥削，其个人受到信徒供养的便称为某人的“家僧”或“门僧”。

梁代对于寺僧的管理逐渐周密。天监中曾令法超撰《出要律仪》十四卷，通下梁境，并依详用。天监七年(508)令法云“为光宅寺主，创立僧制，雅为后则”。天监十六年(517)又集都邑僧尼，依《涅槃》、《楞伽》、《央掘魔》等经，制断肉食(见《广弘明集》)。但昙瑗与梁朝士书中曾说：“顷见僧尼有事，每越讼公府。且内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内律为轻，外制成重；或内法为重，外纲更轻。凡情绳侥，肆其阿便。苟欲利己，则舍内重而附外轻；若在陷他，则弃内轻而依外重。”而要求朝士们对“僧家诤执，依何折断”作出决定。陈代太建十四年(582)曾禁止僧道挟邪左道不依经律，并详为条例。曾检括僧尼无贯者万计，准备举行策经，落第者休道。因智顗反对而止。又令国内受戒未满五夏的，皆参律肆。都邑大寺广置听场，并令昙瑗总知监校。学成还邑前，瑗都对问，理事无疑，方乃遣之。

梁陈虽对僧尼严密的整顿，但是一般僧尼行止仍极奢华。郭祖深上书梁武帝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此数与《辩正论》相差颇大)，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有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已亡其半。而僧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德，抑由于此。”至于僧正则更腐化。《宝琼传》中说：“自梁僧之于此任，熏灼威仪，翼卫亚于王公，服玩陈于郑楚。故使流水照于衢路，吏卒喧于堂庑。”这都明显地说明佛教在社会上已经与统治阶级融合无间了。

第八节  北魏的佛教(386--534)

佛教与民族矛盾  北魏的佛教与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十六国之初，佛教流行不广，统治者只是利用僧才，如佛图澄、释道安、僧朗等，以其智慧参预军政的决策，而大德们也藉此劝诫统治者施行慈矜，推惠于民，因以推行佛教。到北魏时，经过石赵、苻秦的提倡，佛教流行已很广泛。于是统治者就直接控制佛教，使佛教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

元魏以鲜卑族崛起于塞北，兼并了北方诸国，统一了中原，进行其残酷统治。道武帝(拓跋硅)由塞北迁都平城，看出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可以利用“人王即是法王”的观念来消除人民的民族观念，所以他平定中山(定县)，经略燕赵时，所经过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士都致敬，派人送礼物给泰山僧朗。皇始中(396--398)以赵郡沙门法果为道人统，总摄僧徒。法果也就迎合其意，致拜人主说；“弘道要由人主，我不是拜天子而是拜佛。”但是统治者既要利用佛教来羁縻群众，不得不给佛教一些特权，群众也就利用这些特权来进行对统治者的反抗。所以北魏每疑沙门为贼，常常无辜地收系僧徒(《续高僧传·僧明传》)。自道武帝(拓跋硅)到宣武帝(元恪)时一百年间，由僧徒倡导的农民起义有七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如《魏书》所记道武帝天兴五年(402)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党于常山郡行唐县，为太守楼伏连所破灭。太武帝(拓跋焘)在即位之初，也表示敬重佛教，要佛教为其利用。常与高德沙门共谈论。四月八日与佛行像，也亲自散花致敬。但是沙门多是少壮者，引起统治者的顾虑，太延四年(438)罢沙门年五十已下的。又以沙门可以假托谶记图纬作出反抗统治的信号，于太平真君五年(444)便卜诏说：“沙门之徒假托西戎虚诞，生致妖孽。”“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其在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期一月，“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沙门不住寺而私养在人家，其活动的情况当然受到统治者的猜忌，所以严刑峻法加以限制。终于在太平真君七年(446)芦水胡人盖吴利用“灭魏者吴”的民谣，起义于杏城(陕西中部县)，有众十余万，且与刘宋联络。太武帝亲往攻击，行到长安，见佛寺中大有弓矢矛盾，和富人所寄财物，因疑沙门与盖吴通谋，于是下令遍诛，坑杀全国境内沙门，焚毁经像。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中所谓“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一厄。毕竟统治者丧失了宗教这一利器，对于统治者是不利的，因此废佛五年之后，太武帝死后，其孙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便立即兴复，只是加以周密的管理而已。

地论与毗昙之学  元魏统一北方之后，与南朝成对立的局面，而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在政治上、经济上既互相攻击、互相侵夺，在学术上、宗教上也必然要互相排斥。当时佛教信仰在人民群众之中已经普遍而深固，不可得而废除，统治者必须善于利用。自汉代以来传人中国的佛教，多半是中观学派。特别是鸠摩罗什在长安传人龙树、提婆的论着以后，三论的学说已成为汉地人士的习惯，成为汉地传统的佛教。北魏统治者要利用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利器，便要在佛教理论上有新的树立。恰在此时有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来到洛阳和邺都(今河南临漳)传人在印度新兴的瑜伽学派，因而受到魏帝的特别推崇。永平元年(508)菩提留支创译《十地经论》，宣武帝(元恪)亲自笔受。于是在北朝建立地论学派，以排斥汉人所习惯的三论之学。南朝在政治上维持汉族的正统，因而与此同时的梁武帝就提倡传统的三论和与三论有关的成实之学。陈代真谛的瑜伽学派受南朝僧众批评为“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正是针对北朝提倡瑜伽学派而言的。

地论师是以《华严经》《十地品》及世亲所造《十地经论》为依据，立三空义，谓人法我空，因缘法体空，真如佛性空。又立八识而以第八识为第一义谛常住不变之清净心，即是真如，此真如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缘起而变生一切法，能变之识唯此第八真识。由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毕竟成佛。由于勒那摩提与菩提留支的学说不同，因此地论师分为两派。勒那摩提的学派为相州南道派，以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主；菩提留支的学派为相州北道派，以留支的弟子道宠为主。后来南道派因为慧光的弟子法上专任僧统数十年，门徒众多，传播甚盛，北道派便消沉了。《续高僧传·道宠传》中说：“洛下有南北二途，当境两说，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南道立四宗：一因缘宗，谓小乘萨婆多部；二假名宗，谓《成实论》及经部等说；三不真宗，谓诸部般若，即说空理明一切法不真实等；四真宗，谓《华严》、《涅槃》明法界真理佛性等。北道立五宗，指{华严》为法界宗(《法华玄义》卷十)。又北道计阿梨耶为无明而阿梨耶为依持，生一切法；南道计阿梨耶为净识而真如以为依持，生一切法(《法华玄义释籖》卷十八，《法华文句记》卷七，《翻译名义集》卷十六)。

两道的传授：南道道宠的弟子有儒果、罕宜、诞礼、法继、僧休，休弟子神照，此后无闻。北道慧光撰有《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等疏。有十大弟子：僧范、惠顺、灵询、安廪、昙衍、道慎、昙遵、法上、道凭、冯衮等，而以法上、道凭为最知名。慧光于魏齐二代为昭玄统将四十年。

与地论学派有关的毗昙之学在北魏也得到弘扬，以与江南的成买对抗。但由于大小乘的争执，也受到地论师的排挤。弘扬毗昙之字的有智游、慧嵩、志念三叶相承。慧嵩是高昌人，从智游受毗昙成买，高昌国人献之于魏。后因与法上不睦，迁居徐州，世称为毗昙孔于。弟子有道遒、智洪、晃觉、散魏、志念等，而以志念为最着名，撰有{迦延》、《杂心论疏》及《广钞》各九卷。志念弟子有慧休等三百余人。休着《杂心玄章》、《疏钞》，至真谛译出《俱舍论》传人北方以后，毗昙之学渐衰了。

又有昙鸾从菩提留支受《观无量寿佛经》，弘扬世亲造的《净土论》，于汾州石壁玄中寺专修九品观法，为后世净土宗奠定了基础。

《四分律》学的兴起  汉地诸僧自有戒法以来是受依《四分》，随依《僧只》。自罗什提倡《十诵》以后，《十诵》之学大行于南北。佛陀跋陀罗在建业所译的《僧只律》，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研究。而佛陀耶舍在姚秦时所译出的《四分律》却无人问津，佛陀耶舍在译出此律之后，不得不悄然而返。元魏重兴佛法以后，恢复戒律，与在教义上一样，排斥旧来传统的《十诵律》和《僧只律》，于是慧光从佛陀禅师和勒那摩提所受的《四分律》学得到弘扬。光撰有《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并删定羯磨和戒本。光的弟子道云奉光遗令，专弘律部，造疏九卷。道晖略云所制成七卷。洪理也是慧光弟子，着钞两卷。光弟子昙隐、道乐同为时望。邺中称说：“律中明略，惟有隐乐。”光弟子安廪在魏十二年讲《四分律》近二十遍。从此以后奠定了汉地《四分律》宗传授的基础。    ．

菩提达磨的禅宗  菩提达磨是南天竺人，来到北魏，传授禅法，为禅宗初祖。但是在当时他的教化并未得到发展，正如《续高僧传》所说：“于时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后来禅宗昌盛以后，对于达磨又多附会之说。首先其来华的具体时代，各家异说。《续高僧传》说：“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是宋时来的。《景德传灯录》说：梁普通八年(527)泛海到南海，转到金陵，魏太和十年(486)到洛阳，太和十九年丙辰(495)卒。后到而先卒，而太和十九年是乙亥而不是丙辰，显然有误。《五灯会元》注中据《正宗记》以为梁普通元年(520)到南海，时为魏正光元年，即以其年冬到洛阳。永安元年(528)卒。又据二祖慧可传，年四十遇达磨，奉事六载，于开皇十三年(593)卒，年一百七岁。推之，慧可承事达磨是魏孝昌二年(526)至普泰元年(531)。总之达磨是魏末时游化洛阳的。达磨既是印度的大德而印度的大乘学派只有中观、瑜伽两派。达磨所传必定是两派中的一派。根据他的学派是南天竺一乘宗(《续高僧传·法冲传》)和所传壁观来看，一乘正是瑜伽宗的主张，是对中观三乘的主张而言；壁观是对中观的空观而言，以白壁譬喻真识之有；他又以唯识教的《楞伽经》为心印，可见他所传的是瑜伽宗的唯识观法门。至于一苇渡江、面壁九年、只履西归等传说，都是后人附会之谈。他教人的行法是理入和行人。行人有报恩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门，前二行对现行苦乐知是宿因，后二行于未来免于熏习，正是唯识观中种子生现行，现行熏习成种子的体现。理人便是壁观。其教法的主要是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而遭到“魏境文学多不齿之”(《续高僧传·法冲传》)。据道宣在《法冲传》中叙述达磨以后的师承大约如下；

达磨弟子有慧可(二祖)、道育二人。

可禅师后：粲禅师(三祖)、惠禅师、盛禅师、那老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以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可师后：善师出《楞伽经》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

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荫师抄四卷，(法)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八卷。

那老师后：宝禅师、慧禅师、旷法师、宏智师，那住京师西明，身亡法绝。

明禅师后：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次第传灯，至初唐时扬化未绝。

又《慧可传》中称：与可同时有化公、廖公、和禅师、(昙)林法师。向慧可问道的有向居士。那禅师弟子有慧满禅师。

由此可见达磨门下或言或行，一以楞伽为心要的概况。

僧伽的管理制度  北国的人民由于逃避异族统治的苛酷徭役，大量的出家，加以北朝僧侣倡导反抗统治，北朝因而对于僧尼的管理制度，较南朝为周密。北魏立国之初，就设立道人统，文成帝(拓跋濬)兴安元年(452)复法之时，以罽宾沙门师贤为道人统。和平初(460)师贤卒，以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全国州郡各有州统、都维那，其官寺勃补上座、维那、寺主，名为三纲，典掌寺务。太和二十一年(497)又改监福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

民众既为避输而人道，由此北魏统治不得不对出家加以限制，兴光元年(454)复法之时，令诸州郡各听建佛图一所，出家者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者十人。但是到太和元年(477)，京城新寺已有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万十八人。此外私度无籍之僧为数当亦不少。太和十年(486)有司奏请，无籍僧尼罢遣还俗。所检僧尼行为凡粗者，有籍无籍悉令罢道。结果各州还俗僧尼只一千三百二十七人，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太和十六年(492)诏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以为常数。虽然名额比兴元之制加多，意在防止私度。至延昌中(512--515)天下州郡僧寺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民多绝户而为沙门。熙平二年(517)令常年度僧大州百人者，外郡于期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不得滥采。若非其人，刺史为首，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寮节级连坐，统及维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自今有一人私度，邻长为首，里党各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寮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这样的严刑峻法，主要是限制所俘虏的人民沦为奴婢者的逃亡。然终不能限制人民的涌向寺院。到正光(520--525)以后天下僧尼大众二百万，其寺三万有余了。

当时私度无籍的僧尼无法居住寺院，多在民舍，孝文帝延兴二年(472)诏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须有维那文移印牒，然后听行。太和十七年(493)立僧制四十七条。永平元年(508)诏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依内律治之。永平二年(509)沙门统惠深上言：一、诸州镇都维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二、出家之人不应畜八不净物(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自作食、不受而啖)。依律车牛YIN人不净之物不得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已上者限唯一乘。三、僧尼不得出贷私财。四、出家本无凶仪。父母三师远闻凶问，听哭三日。若在见前限以七日。五、有不安寺舍、游止民间者脱衣还俗。六、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人已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僧寺僧众摈出外州。七、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届。八、外国僧尼来归化者，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宣武帝从之。

寺院的经济情况  北魏统治者用其抢夺所得的人民财产和强迫的劳役，任意挥霍，到处建造宏壮富丽的寺院。兴光元年(454)在乎城五级大寺造释迦立像五躯，用铜二十五万五千斤。皇兴元年(467)于恒安北台立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金六百斤。迁都洛阳以来，景明元年(500)又在洛南伊阙山营造石窟三所，二十四年方成，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熙平中(516—518)灵太后于洛阳建永宁寺，立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费用不可胜计。又于外州各造五级佛图。百姓废于土木之功；金银之价为之涌上。其时冀州刺史李崇上表，以为“直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张普惠也上书说：“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大量营造佛寺以至百官的俸禄都不能支付，其糜费可知。神龟元年(518)尚书令元澄也奏称：“迩来十年私营转盛，都城之中，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盈五百。自迁都后二十年以来，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皆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请都城之内，虽有标榜营造粗功，事可改立者请依先制，在于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买得，证券分明者听其转之。若官地盗作，即全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撤，请依今敕。如旧不禁，悉听坊内行止，不得毁坊开门。若被旨者不在此限。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当屠杀。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卖还土地一如上式。”但是不久天下丧乱。朝士死后，其家多以宅施僧尼。结果此制竟不行。东魏迁都邺郡后，元象元年(538)诏隐括邺都城中旧寺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寺全都毁废。又令天下县守令长悉不听造寺，不问财之所出，并计其营功，悉以枉法论。统计魏代寺院：据《辩正论》所记，国家大寺四十七所，王公贵室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造寺三万余所。

这样多的寺院和僧尼，其生活除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外，还有僧尼自己放高利贷。所以沙门统惠深提出“僧尼不得出贷私财”的建议。例如北齐时凉州沙门统道研，资产巨万，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北齐书·苏琼传》)。

魏代寺院经济还有一种特殊情形，就是僧只户和佛图户。皇兴三年(469)北魏攻下青州后，迁青州士望数百家于桑乾，立平齐郡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魏书》卷五十)。承明元年(476)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六十斛人僧曹者，即为僧只户，粟为僧只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宫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于是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只户，而只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佛图户即是寺院的农奴，而平齐户即是军户，是北魏攻略一郡之后，以其郡县中的富户编为军户，课以极重的赋役。平齐户只是攻略青州所编定的军户的特称。岁输粟六十斛绝不是平民所能负担的。昙曜原意只希望取粟于平齐户，但此制一行，各地军户都争为之，如凉州军户二百家，以及僧只户遍于州镇。其原因是改为僧只户可以免去军户所受的繁苛，而军户每年的负担一定比六十斛为多，甚或可以无限。寺院既得此栗，原为荒年赈济之用，而实际上寺院用此粟来放贷取息。永平四年(511)诏说：僧只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徵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契券(将息作本改注契券)。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自今以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只粟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赈绐多少并贷偿岁月，息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徵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尚书高肇也奏说：“依内律僧只户不得别寓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违旨乖法，任情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请听苟子等还乡输课。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扞。”此后僧只粟可能不继续增加，但三十余年的累积，可能是在周武灭法时才消散的。

在僧只粟既累积甚富，沙门因之也甚丰足。孝庄帝时(528)承丧乱之后，仓糜虚罄，遂颁人粟之制。睹沙门有输粟四千石人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人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人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人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魏书·食货志》)。沙门的富厚可知。当然这只是僧侣中的上层比丘，其一般清众的生活仍然是清苦的。

石窟和石造像的艺术  北魏的石窟和石造像是中国佛教艺术中的精美部分。其原因：一是由印度和西域的雕像技巧逐渐东传推进了中国原有的技巧；二是北方不是产铜区域，信众大量的造像，就培养出精湛的技巧；三是灭法以后，复兴佛教，鉴于铜木佛像易于破坏，因而就山开凿以垂永久。

石窟有礼拜窟和禅窟两种。前者是由支提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后者是由毗诃罗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礼拜窟的平面有分前后两室的，有一室的，有马蹄形的，有方形的，有就石壁摩崖上雕凿佛像的，有在窟中心留四面石柱或石塔，上雕佛, 像的，窟顶有仿木建筑的，凿出各式起券的。   

初期的造像是在汉代雕塑技术上吸收融合健驮罗、印度笈多时代秣菟罗派的雕塑艺术；其后在面相和衣饰的雕塑上发展成为更民族形式的艺术，最后在周齐时代发展成更新的形式。

其中画像也是在汉画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佛教画的题材和手法。用粗线条勾轮廓而后用色向内平涂，分不出衣纹的浓淡。以人为主体，背影不计比例，往往人大于山。其后更加吸收融合印度的手法，充分发挥晕染法，线条能应用到细节的表现。构图上台阇树石，车舆器物位置适当，大自然的插画增多，也就更能反映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意识。

北魏所造的石窟，最着的有甘肃敦煌莫高窟，创始于晋，是中国最大石窟群之一，经魏、隋、唐、宋、元各代都有开凿，塑像、壁画为全国石窟之冠。又有甘肃安西县的榆林窟，敦煌城西的千佛洞，甘肃天水市的麦积山石窟，宁夏的炳灵寺石窟。北魏所创的石窟，其中保有着精美的雕塑。山西省大同市云岗石窟也是中国最大石窟群之一，雕造富丽。河南洛阳市龙门石窟，其规模仅次于云岗。此外如甘肃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的马蹄寺石窟，武威的天梯山石窟，泾川的石窟寺，陕西邠州的大佛寺，山西太原市的天龙山石窟，河南巩县石窟，渑池县瑞庆寺石窟，安阳宝山石窟，山东济南龙洞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都是北魏时代所创造的。其中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都是魏帝为纪念其祖先而造的。所以其后北齐开凿的河北省邯郸市的响堂山石窟便是齐代的灵庙。

北魏的造像，初期的面相是丰圆适中，两眉齐停，其后发展为面相瘦削，两肩较窄，最后又趋向丰圆，但面显长形。服饰在最初多是印度装束，其后逐渐有所增进。衣纹在最初有用汉地传统的阴线，有用健驮罗式凸起线条，有在凸线之间刻出阴线，其后发展为直平阶梯的刻法，最后由细密而转向粗疏。

第九节  北齐北周的佛教(550---577，557---581)

北齐的崇佛  元魏自漠北逐渐南侵，统治中原一百四十八年(386--534)，历十五主，由于地方势力的崛起，高欢与宇文泰的抗衡，以致分为东魏、西魏。东魏都邺，西魏都长安。高欢死，其子高洋废东魏帝而自立，是为北齐；宇文泰死，其子宇文觉也废西魏帝而自立，是为北周。北齐历五主，二十八年(550--577)而灭于周，北周历五主，二十五年(557--581)而亡于隋。

北齐所据的地方，正是北魏时佛教盛行的区域。文宣帝(高洋)在即位数年以后，“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北史》卷七)政治上唯有赖于宗教来维持其统治，所以极力提倡佛教。在邺都大寺略有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序二百有余。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置员五十余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四万余寺(《续高僧传》卷十)。据《隋书·地理志》，北齐人口有三百三万户，是每三户便有二人为僧，如以口计，约七人至十人便有一人为僧。其所以如此骤增，实由于文宣帝的残暴和武平以后，“土木之功不息，嫔嫱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北史》卷八)。即从当时建寺而论，如后主建大慈寺、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j匕齐书》卷八)。据《辩正论》所记北齐二十八年中皇家立寺四十三所。加以周齐争强，势均力敌，兵连祸结，无有宁岁。以致北齐赋敛之重，徭役之烦，百姓无法生存，因而大量避人寺院。

北魏的政治制度，由洛阳而迁至邺城，成为东魏。北齐继承了东魏，沿用未改。其他管理僧伽的制度，不仅沿用昭玄曹而且昭玄统也还是旧人。法上一人于魏齐两代为昭玄统将四十年。齐亡法灭，隐于俗服，至周大象二年(580)卒。只因僧徒众多，昭玄曹置十统，法上为大统，余为通统，当时僧统，都维那等多半是慧光的弟子，法上的同门，如慧顺、道慎等，所以地论师南道派的学说笼罩北齐一代。由于佛教的昌盛，引起道教的不平，其时道士陆修静由梁入齐，于是释李二门交竞优劣。天保六年(555)文宣帝集二家学者论难于前，道士无对。遂敕道土皆付昭玄大统法上，度听出家。其不从者斩首。于是齐境以内一心奉佛，国无两事(《续高僧传》卷三十)。乌场国沙门那连提梨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文宣帝安置在天平寺，请为翻经三藏。昭玄大统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至天统四年(568)译事停辍。

北齐的佛教艺术，绘画最精。最着名家是曹仲达，善于丹青，妙尽梵迹，传模西瑞，京邑所推。相传齐沙门道长得天竺鸡头摩寺所传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为世所珍(唐道宣《三宝盛通传》)。可见曹仲达是吸收了当时传人的西方画法，加以融炼而发展的。此外还有杨子华、刘杀鬼等。隋代名画家展子虔也是先成名于齐世的。

北齐造像、刻经之风也很盛。着名的石窟有河南安阳宝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磁县鼓山有唐邕写经摩崖，泰山石经峪有金刚经摩崖。其他山东巨鹿石佛寺，泗水泉林，河南安阳宝山，山东邹县尖山都有齐代刻经。

北周的排佛  由于魏主为高欢所逼，西奔长安，依靠于宇文泰而成立西魏，一切制度都是草创。当魏主西奔时，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有牛百头，尽杀以食军士。到长安后，以长安沙门道臻为魏国大统，大立科条。又立中兴寺，庄地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续高僧传》卷三十)。又以僧实为昭玄三藏。北周代魏，先后以僧实及昙崇为国三藏，即昭玄三藏，以昙延为国统(即昭玄统)。《通典·职官志》中说：“后周置司寂，上士中士，掌法门之政。”各州亦设立三藏，如天和五年(570)僧玮为安州三藏，释亡名曾为夏州三藏，僧晃曾为锦州三藏等。

周齐既在政治上、军事上争胜，在佛教上也必然要相抗衡。北齐既盛弘《地论》，北周便沿关辅之旧，提倡《涅槃》和三论之学。国统昙延是僧妙的弟子，而僧妙是讲解《涅檠》以为恒业的。终南山静霭是于《大智度》、《中》、《百》、《十二门》等四论最为投心所崇的。大中兴寺释道安崇尚《涅槃》，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滨，盛扬二部。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道安同学慧?，弟子慧影、宝贵都传灯《大论》。北齐既国无二事，一心奉佛；北周便调和三教，数兴三教辩论。天和三年(568)八月，在大德殿集百官、沙门、道士等，武帝亲讲《礼记》。天和四年(569)二月又在大德殿集百官、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又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臣、儒生、沙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j匕周书·儒林传》)。建德二年(573)又集群臣、沙门、道士等，武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又令韦复辩三教优劣。韦复作《三教序》奏之。终因要统一河北，须要增兵筹饷，于是借张宾、卫元嵩的建议，于建德三年(574)普灭佛道二宗，别立通道观，置学土百二十人。于是毁像焚经，僧令还俗，给优二年(《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建德六年(577)灭齐，并准废除。于是关山东西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三宝福财，其资无数，簿录入官。登即赏费，分散都尽(《续高僧传》卷三十》)。可见周武灭佛主要是利于三百万释子皆复军民和三宝福财簿录入官。周武帝与任道林辩除佛法说：“自废(佛)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伏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若事(佛)有益，太祖存日屡尝讨齐，何不见获?朕坏佛法，若是违害，亦可亡身。既平东夏，明知有益。”是周之灭佛，对于当时经济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宣政元年(578)，周武帝死后，子宣帝(赞)立。年才二十岁。荒YIN狂乱，游戏无恒。大象元年(579)复佛像及天尊像，帝与二像俱南面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庶纵观。又敕说：“朕欲为菩萨治化。”(《续高僧传》卷二十三)于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寺，度百二十人为菩萨僧，相如朝服不同鬃剪。昙延、僧休、昙遵、慧远、道旷、道判、法藏都在其选。不久又废了(《续高僧传》卷十三)。大象二年(580)五月，宣帝卒，子静帝(阐)立，年才八岁。大权掌握在宣后父杨坚手中；其年六月就恢复了佛道二教。

第十节  隋lq．的佛教(581—618)

佛教的再兴  杨坚于大象二年(580)辅导幼主，掌握政权，有逼夺帝位之心，为了表示其好善乐道，改革周代的弊政，恢复汉族的文化，于是首先恢复佛道二教。其年六月与法藏剃发，赐法衣一具。七月度僧一百二十人，各赐法衣，退归所住。次年(581)二月杨坚废了周帝，建国为隋，追前度百二十僧，置大兴善寺，为国行道。又敕选度七人，有司访得道林，文帝亲命出家。道林逃避。因昙延请度僧以应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数。遂总度一千余人，后又敕苏威简取三千人用充度限。时僧辩年幼小，亦得同出家。遂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周代所废伽蓝并得兴复。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阇。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开皇三年(583)要设立僧官，相州刺史樊叔略举灵裕为都统。灵裕辞避，潜游燕赵。开皇六年(586)以昙延为平等沙门，折伏沙门之犯刑网者。开皇十年(590)因昙迁请，敕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听出家，以及寮庶有乐出家者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开皇十一年(591)仍许立国统。众议同举灵裕，裕仍固辞。十二年(592)置僧官，以智聚居平等之任。十三年(593)诏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检刮，运送随近寺内。帝土之内人施一文，州县官人检较庄饰。但有山寺一僧以上皆听给额。开皇十七年曾括天下私度僧(《景德传灯录》卷四)。开皇二十年(600)诏有敢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其年颁舍利于诸州，仁寿元年(601)又令大德三十人安置舍利宝塔于三十州。仁寿二年(602)又令大德于五十余州分布舍利，建塔安置。仁寿四年(604)又敕于三十州造庙建塔，颁布舍利。并且特别炫耀舍利的灵威，其目的在于显示隋代之为天子，是得到佛所加被的。自北魏北齐以来，鸿胪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统典客、典寺、司仪等署令丞，典寺署有僧只部丞一人。又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隋世鸿胪寺统典客、司仪、崇玄三署，亦置令二人，崇玄则惟置一人。据《辩正论》中说：“(隋代)杨氏二君，三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但是隋代佛教之兴主要在文帝时期。炀帝立后，穷奢极欲，征敛烦苛，佛教守成而已。

义学的恢复  周代灭法以后，经典既被焚毁，师僧亦多散亡。隋代一方面抄写旧经，一方面组织新译，一方面征集名德。开皇二年(582)沙门宝暹等由西域返回至长安，便在大兴善寺传述。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躬掌翻译。开皇三年(583)长安建新都成，敕于广恩·坊给地立昙延法师众，开皇七年敕昙迁、慧远、慧藏，僧休、宝镇、洪遵六大德各将门徒十人同人京，并置于大兴善寺。敕延阇那崛多由突厥还京，召婆罗门僧达摩笈多及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同传梵语，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监掌翻事，诠定宗旨，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覆勘，整理文义。开皇十二年(592)令搜简三学业长者，海内通化，崇于禅府。选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法应为其长，于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法应领徒三百，于宝塔寺相续传业。以僧琨为二十五众的读经法主。开皇十六年(596)以法彦为《大论》众主，住真寂寺，宝袭为《大论》众主，居通法寺，法总为《涅槃》众主，居海觉寺，洪遵为讲律众主，居崇敬寺，智隐为讲论(毗昙)众主，居经藏寺。十七年(597)以慧迁为《十地》论主，居宝光寺。以慧远弟子灵灿，善胄为《涅槃》众主，居净影寺。又以僧粲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这些学派如《十地》、《毗昙》是盛行于北齐的，《大论》(《智度论》)、《涅槃》是盛行于北周的。僧粲也是北国研究《般若》的，由其弟子僧凤以《般若》为心田，以《涅槃》为意得可以推知。五众之中，江南的三论、《成实》之学不在其中。初，开皇十三年，令翻经沙门法经等撰《众经目录》，仁寿二年又令彦琮再撰《众经目录》。又撰《众经法式》一卷，叙翻译经的轨则，其书今不传。炀帝大业二年于洛水上林园置翻经馆，又令彦琮编叙所获新经，撰定目录，凡有经、律赞、论、方、字、杂书七类。又令沙门智果撰定《内道场佛经目录》。

三阶教  魏齐之时，由于关辅三论和地论师的南北两道等各派系争论甚烈，如慧思在克州为恶比丘所毒，慧可在邺，道恒货贿俗府非理屠害，是其例；加以各派的名相繁琐，义理深奥，社会群众不易分解。因而群众要求有简便易行之法以便行持。于是信行创立了三阶教，他自己舍具足戒，亲执劳役，供诸悲敬二田。群众奉为四依菩萨，三阶教于是风行一时。其主张是就时、就处、就人都有三阶之分。佛法在正法时是第一阶，像法时是第二阶，末法时是第三阶。就处则净土是第一阶，娑婆世界秽土是第二、三阶。就人则利根清净一乘根性是第一阶，利根正见三乘根机是第二阶。这两阶各有两类：一是戒见俱不破，二是破戒不破见。唯有世间法，一向戒见俱破的众生是第三阶。第一阶人修一乘法，第二阶人修三乘法，第三阶人修普法。第三阶人若修一乘三乘，便于法生爱憎、是非之念，成谤法大罪，堕十方地狱。所以三阶门徒悉行方等结忏，头陀乞食，日止一食。行在道路，不问男女，率皆礼拜(《历代三宝纪》)，以为是真佛，而见佛菩萨形象，不多恭敬，为是泥龛。唯正念地藏菩萨，忏悔除罪(《念佛镜》)。生则布施财物，死则舍身鹫鹤。在终南山有尸林供舍身之处，在寺设无尽藏供施财之所。如能无尽藏施，则无始宿债一时顿尽，不畏债主更为障道，业障报障一时顿灭。父母兄弟六亲眷属顿出三途。当时一般豪富作恶多端，却大行布施。开皇九年(589)曾征召信行人京，受到仆射高熲等信奉，延住真寂寺。又在京师立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宏善五寺。信行撰有《对根起行三阶集录》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但其着述多是弟子裴玄证所笔述。诸书久已佚亡，近来始从敦煌经卷中重发现。开皇十四年(594)信行卒于真寂寺，时年五十四。开皇二十年(600)便有敕禁断三阶教，不听传行，认为信行所撰虽引经文，都是“党其偏见，妄生穿凿，既乖反圣旨，复冒真宗”(《开元释教录》卷十九)。然而其教法不须戒行，不须义解，以为破戒破见是势所当然，只要礼忏、苦行、布施便可免一切罪，群众认为易行，特别是豪富之徒藉此可以恣所欲为，所以其党徒众多，蔓延甚广，互相朋党援引。隋世虽加以禁止而不能杜绝。

第五章  八宗鼎盛时期

第十一节  初唐的佛教(618---712)

佛道儒三教的矛盾  佛道之争始自西晋道土王浮与帛法祖争邪正而伪作《老子化胡经》以及萧齐的夷夏之争、三破之论，梁武帝的舍道事佛，北齐的废道，北周双废两教而置通道观，意在存道而废佛以来，佛道两家的矛盾日益加深。隋代极力复兴佛教。唐既取而代之，为了巩固其政权，当然在宗教上也要反隋时之道而行，所以建国不久便有沙汰和排佛之举。武德元年(618)春诏京置三寺唯立千僧，余寺给王公，僧等并还桑梓。武德四年(621)又敕伪乱地位，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洛阳大集，名望者多，特请二百僧住日华寺。其年太史令傅奕上废省佛僧表，言减省寺塔僧益国利民事有十一条。由于沙门法琳、明概着论反对而止。武德七年(624)平定并越辅公柘之变。房玄龄奏：人贼诸州僧尼极广，可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余者遣归编户。所以武德中佛道二众不满七万，半为尼女(《广弘明集》卷七)。武德八年(625)傅奕又上书请废佛法，五月下诏，以沙门道士苟避徭役，不守戒律，寺观邻接市廛，混杂屠沽，宜从沙汰，言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修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其不能精进戒行有缺者并令罢道各还桑梓。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寺，悉令罢之。其年八月传位与太子，沙汰之事竟不行。

唐初虽经排佛，然佛教流传近五百年，时经十代，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于是北周三教的辩论方法在唐代逐渐形成为定制。首先是武德七年(624)在国学释奠的时候，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而令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佛祖统纪》卷三九)。武德八年(625)又在国学释奠时置三座拟叙三宗，先老次孔后释(《续高僧传》卷三一)，显然是要在理论上使儒胜佛。其后又改在宫内延两教辩论，佛道二师同时各唱，如道士张鼎与沙门智凯和道士刘进喜与沙门道岳的对辩(《续高僧传》卷一五、卷四O)。贞观十三年(639)太子治集诸宫臣及三教学士于弘义殿，延慧净开阐《法华》，道士蔡晃讲道(《续僧传》卷三)。高宗显庆三年(658)冬雩祈雪候，内设道场，令慈恩寺义褒与东明观道士李荣论议(《续僧传》卷一八)。显庆四年(659)又令僧道人合璧宫论议，沙门会隐、神泰、会玄，道士李荣都参加辩论(《佛祖统纪》卷三九)。又屡召李玄植与道士沙门讲说经义。李玄植辩论甚美(《旧唐书》卷一八九)。这都显然有调和三家之意。总章元年(668)令百僚僧道会百福殿，议《老子化胡经》真伪。因沙门法明的声辩，定为伪本，悉令焚弃(《佛祖统纪》卷三九)，更可见其调和的用意。

中原人民在异族统治之下二百余年，备受残酷压迫。杨坚恢复了汉族统治，才得到统一。李氏代隋，但李渊祖父原在东魏和周代曾改姓木陈氏，隋代始复李姓，为了显示其为汉族，不得不推尊远祖而自认为出于李耳(老子)，更尊崇道教以为象征。武德八年(625)在国学三教辩论，已定老先、儒次、佛后的次序。贞观十一年(637)更令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沙门智实与法常等十人上表力争，被杖放还(《续高僧传》卷三一)。

度僧情况和管理制度  凡愿出家为僧者，先离家后，以原姓名住在寺中，受持五戒，学习经典，从事杂役，耕作寺田，以待得度。在此期间年幼者称为“童子”，十八岁以上称为“行者”。不剃发，不披帽，其发岐二，长下垂背后(《禅林象器笺》)。若干年后，或由政府试经合格或遇国家恩度，方得剃发出家，改用法名登记僧籍。得到度牒，方可除去本贯。这称为“得度”。此后再等到适当年龄或遇机缘，登坛受比丘戒，成为比丘，传戒之事最初寺院自行依律为之。盛唐以后设立戒坛，由政府规定处所，传戒之事由政府延聘“临坛大德”行之。其有不经政府给牒，僧籍无名而自行剃发出家，甚或冒除本贯，称为“私度”，是要受刑事处分的。

唐高祖对佛教是取排斥态度的。唐太宗以后，调和佛道二家。首先禁止私度。有私度者，处以极刑(《续高僧传·法冲传》)。贞观三年(629)大括义宁私度(隋末恭帝时代私自出家的)，不出者斩。唐律规定：诸私人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已出贯者徒一年。本贯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同罪(《唐律疏议》)。同年又因大旱，明净祈雨有验，敕总度三千人以酬其德(《续僧传》卷二四)。贞观九年(635)又以丧乱之后僧徒减少，令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度人为僧，总数三千为记，但是须经官人简练。其假托神道妄传妖怪，或谬称医巫左道求财，或诣官曹而贿赠，或切肤焚指以惊俗众都要受刑(《全唐文》)。大概这种情况当时多有，所以严加禁止。贞观二十二年(648)因玄奘请，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计海内三千七百一十六所，总度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人(《玄奘法师传》)。此后常有特赐度人之举。同年十二月，太子为文德皇后立慈恩寺成，择京城大德五十人以居之，各度侍者六人(《佛祖统纪》卷二九)。神龙元年(705)恩敕太原玄方落发《唐文拾遗》卷六二)。神龙二年(706)敕别度万迥一人，四年又敕度嵩岳少林寺慧安弟子，二十七人。景龙中(707--710)昙一也是承恩出家的。先天二年(713)义净三藏卒，诏为度七僧(《贞元释教录》卷十三)。其后一般出家是要经过考试。神龙二年(706)诏天下试童行经义，挑通无滞者度之为僧。试经度僧从此而始(《释氏稽古略》卷三)。山阴灵隐僧大义，年十二，诵《法华经》，试中第一(《佛祖统纪》卷三十九作神龙元年)。另一方面却又可以用钱买度。景龙二年(708)，时安乐、长宁公主、上官婕妤用事受贿，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除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钱三万则度为僧尼(《资治通鉴》卷二零九)。由于当时统治者内部的腐化，佛教的情况也因而猥滥。景龙二年(708)袁楚客数宰相魏元忠十失之中说：“今度人既多，缁衣半道，不行本业，重以重宝附权门，皆有定直。昔之卖官，钱人公府；今之卖度，钱入私家。以兹人道，徒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新唐书》卷一二二)睿宗景云二年(711)左拾遗辛替否谏造立佛寺疏中也说：当今出财依势者、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弥，其所未度者惟有贫人与善人耳(《唐会要》卷四八)。

在管理僧伽方面，初唐时未设僧正、僧统等僧官。只在鸿胪寺下设崇玄署，管理僧籍和任命三纲等事。《唐会要》卷四十九《僧尼所隶》云：“天下僧尼，国朝以来并隶鸿胪寺。”《1日唐书》卷四十《百官志·鸿胪寺》云：“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补充。”又《通典》卷二五《宗正卿》云：“大唐复置崇玄署，初又每寺置监一人，属鸿胪寺，贞观中省。”三纲是由政府委派管理寺事的。引日唐书》卷四三《职官志·祠部》云：凡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之。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僧史略》中说：三纲每三年一代。总任判断僧务的是京都大德。武德初，因为“僧过繁结，置十大德纲维法务”(《续高僧传·吉藏传》)。最初的十大德中有吉藏、法侃、觉朗、海藏、慧因、保恭等。此外又有“引驾大师、护国大师”，引驾大师有四员，所以又称为四大师。贞观中补智威为朝散大夫，封四大师(《佛祖统纪》卷七)。

寺院经济和僧侣生活  唐代官寺的建筑是豪华壮丽，用费浩繁的。贞观二十二年(648)高宗为太子时，建慈恩寺有十余院，一千八百九十八间。永徽二年(651)仿印度只园精舍造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楼台廊庑四千区，武后时令天下人出一钱造大像。狄仁杰谏疏中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旧唐书》卷八九)中宗景龙三年(709)韦嗣立谏崇饰寺观疏也说：“比者营造寺观，其数甚多。务取弘博，竞祟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费财至千万以上。”(引日唐书》卷八八)睿宗景云二年(711)又准许贵妃王公家建功德院，自此寺院更为增多，这样壮丽的寺院其田产也必定丰富，才能维持开支。其经济主要来源是靠常住田，也就是庄田。此外水碾也是主要生利事业之一。庄田是由政府赐给或是信徒施舍，或是自行开荒得来的。唐初道英住蒲州普济寺，置庄三所，麻麦粟田皆在夏县东山深隐之所，不与俗争(《续高僧传》卷三四)，这可能是自行开荒的。唐太宗于战场建七寺，给大家车牛田庄(《广弘明集》卷三七)。隋开皇中以柏谷屯地一百顷赐少林寺。唐初少林寺僧兵助太宗征战，购地四十顷，水碾一具(《金石萃编》卷七四)。又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以及国家营造的大寺都有敕赐庄田(《法苑珠林》卷六二)。又如京师清禅寺园圃周绕，水陆庄园，仓廪碾硙，库藏盈满，莫匪由焉(《续高僧传》卷三九《善胄传》)。及至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时已经是“所有公私田宅，多为僧有”(《资治通鉴》卷二零五)。睿宗时不得不加限制，并没收所有布施。禁止布施田宅诏说：“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桤，侵略百姓。”“官人百姓将庄宅舍布施者，在京并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全唐文》卷一九)

至于僧侣个人的生活主要是靠“口分地”。唐武德七年(624)实行均田之制，僧尼亦同得分田。《唐六典》卷三《户部》云：“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但是僧尼只有口分田，而无永业田。僧尼的永业田就是寺院的常住田。口分田，就是二十岁受田，六十岁退田。三岁为黄，四至十五岁为小，十六至二十为中，六十以上为老。这些人的生活是由寺院担负的。其僧徒一人每年所费，如唐怀信《释门自镜录序》中所说，“余且约五十之年，朝中饮食盖费三百余硕矣。寒暑衣药盖二十余万矣。”是每僧一年之中食粟六硕，用钱五千。至于豪富的僧徒，其私财是富有的。中宗时僧慧范以罪诛，没其私财一千三百万贯(《尚书故实》)。

此外质息也是寺院收入主要部分。怀信《释门自镜录》卷下记隋仁真用寺内无尽灯油钱二十贯不还，堕黑暗地狱事。无尽灯油钱是募得此钱，出贷取息，逐年存本，以所得利买油供灯。于是子母展转无尽。唐时一般利息是四分或五分(《唐六典》卷六、《唐会要》卷八)。寺院中专司贷息的职司叫做“无尽藏”。

寺院的附属事业如悲田养病坊，有由政府在寺院中设立的，是武后长安中(701---704)创立，并置专使管理(《唐会要》四九)，有由僧徒自己设立的，如洪防在陕州建龙光寺，设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牛氏纪闻》)。至于开掘义井，设立普通院以供行旅宿食，以及造林植树，修治道路和桥梁，也是寺院或僧侣所常作的事业。

玄奘与慈恩宗  中国三大译师中以玄奘法师的成就最为伟大。玄奘，俗姓陈，河南缑氏人。隋末出家，先在洛阳从慧景学《涅槃》，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时年十三。武德元年(618)入蜀，从道基、宝暹学《摄论》、《毗昙》及从震法师学《迦延论》。复游荆州，北至相州，与休法师质问疑碍，至赵州从深法师学《成实》，又人长安从道岳学《俱舍》，从法常、僧辩学《摄论》。因感觉地论师、摄论师、南道派、北道派各家学说不一，不知所从，便决定西行求法，访取《瑜伽师地论》。于贞观二年(628)由长安出发西行，经历西域各国，南下转至印度。最初在缚喝国从般若羯罗学《昆婆沙论》，在迦湿弥罗国从僧称法师听《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等论。停留二年学诸经论。在磔迦国从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在那仆底国从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在阇烂达那国从月胄学《众事分毗婆沙》，在禄勒那国从阇耶氇多学《经部毗婆沙》，在秣底补罗国从密多斯那学萨婆多部《辩真论》、《随发智论》，在曲女城从毗离耶犀那读《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然后到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从戒贤论师学《瑜伽师地论》，先后听《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以曾在迦湿弥罗诸法听讫，在此寻读决疑而已。到伊烂拿国从如来密和师子忍二大德读《毗婆沙》、《顺正理》，至侨萨罗国从婆罗门读《集量论》，至驮那羯磔迦国从苏部底和苏利耶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至钵伐多国从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和《摄正法论》、《教实论》，又回摩揭陀国杖林山从胜军论师学《唯识抉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仍回那烂陀寺，着《会宗论》三千颂和会中观、瑜伽二宗。又着《破恶见论》一千六百颂驳斥小乘所制破大乘义。造《三身论》三百颂赠给迦楼摩多国童子王。戒日王在曲女城设无遮大会，集会十八国王，大小乘僧三千余人，婆罗门及外道二千余人，那烂陀寺千余僧。玄奘坐宝床，为论主，立大乘义，悬在会场外，十八日无一人敢来对论。会后东归。以贞观十九年(645)回到洛阳。往返十七年，途经一百一十余国。

玄奘回国以后，先在弘福寺译经，后太子造慈恩寺，在寺西北造翻经院，迁往继续翻译，中间先后又在玉华宫、修文殿、洛阳丽日殿等处译出经论。所译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所经历各国形势、风俗、圣迹、人物等故事，为现今西域和印度考古学中的重要资料。最初译出《菩萨藏经》，其后译出《显扬论》、《集论》、《瑜伽师地论》、《发智论》、《大毗婆沙论》等，最后在玉华宫译成《大般若经》六百卷。在译《大般若经》之前，准备将印度十大论师所作《唯识三十论》的注释各别译出，由于弟子窥基的申请，于十家之中以护法论师为主，揉合余家，总译为《成唯识论》十卷，成为一家根本典籍。又重译世亲所造《摄大乘论释》十卷，文义与陈真谛所译不同，称为《新义》。玄奘于麟德元年(664)卒。弟子窥基居慈恩寺继续弘化，因称为慈恩宗。基所撰疏如《成唯识论述记》、《唯识枢要》、《瑜伽略纂》、《杂集论述记》、《中边论述记》、《法华玄赞》、《弥勒上生经疏》、《法苑义林章》等，世称“百本疏主”。

时有新罗僧圆测(613---696)居西明寺，亦为玄奘弟子，着《成唯识论疏》、《解深密经疏》等，立义与窥基不同。两家争辩甚烈。圆测弟子道证着《成唯识论要集》等宣扬师说。窥基弟子慧沼(650—714)着《成唯识论了义灯》，主张慈恩正义，破斥圆测、道证之解。慧沼弟子智周(668--723)着《成唯识论演秘》解释窥基所着《述记》。于是窥基、慧沼、智周，世称唯识三祖，而《枢要》、《了义灯》、《演秘》成为研究唯识的宝钥。中唐以后，禅净之教盛行，而此宗由于名相过于烦琐便衰微了。

贤首宗的成立  玄奘是因为地论师南北两道不同的理论，无法抉择而西行求法的。但是正当玄奘西行的时候，地论师南道派的学说却经法顺、智俨而有所发展，当玄奘回国以后，慈恩宗建立的时候，法顺、智俨的学说也由法藏发挥而建为贤首宗了。法顺(557--640)是圣因寺僧珍的弟子，受持定业，多有感通，当时称之为神僧。其所传《华严法界观门》应当就是他的修禅口诀。书中用真空观、事理无碍观、周遍含融观(事事无碍观)三层次第以体认一切法圆融的道理。智俨(602----668)十二岁时，从法顺出家。法顺将他交付给其弟子达法师，令期I：诲，同住在至相寺。至相寺是地论师南道派慧光的三传弟子彭渊所创建，弘扬地论的根本道场。法顺与其弟子同住在此寺，其与地论师的关系可知。智俨从法顺受华严法界观门，又从彭渊的弟子智正听受《华严经》，陶研《十地品》中六相之义，将地论师所主张的一切法唯是一如来藏所变现，发展为一切法互相融通共为缘起，也就是由如来藏缘起(真如缘起)的理论发展为法界缘起的理论。智俨二十七岁时便立教分宗，着《华严经搜玄记》，又着《华严杂孔目章》、《华严五十要问答》、《华严十玄门》等书，特别阐明十玄、六相之旨。显庆四年(659)智俨在长安云华寺讲《华严经》。法藏时尚在俗，年才十七，预会听讲后，便从受业。咸亨元年(670)始得剃度。调露元年(679)参加地婆诃罗译场，证圣元年(695)参加实叉难陀译场，笔受新译《华严经》八十卷。先后在太原寺、云华寺、佛授记寺讲新旧《华严经》二十余遍。着《华严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章》、《华严旨归》、《妄尽还源观》等。为武后讲十玄、六相之旨，武后不能领悟，法藏乃指殿前金师子为譬，撰《金师子章》，又设十镜相照，中燃一炬，互影交光以显万法涉入无尽之义。又所撰《般若心经疏》，为时所贵重。因为法藏号贤首，大成了法顺、智俨的遗绪，所以这一派学说称为贤首宗。

禅宗的发展  自达磨东来传授心印以后，次第传灯，其受道心行，专注念慧者，多不为世所重，其敷宏文义，撰述疏抄者叹堕于名相，有失真宗。二祖惠可传与三祖僧璨，当周武灭法，隐居太湖司空山，有《信心铭》一篇传世。开皇十二年(592)度沙弥道信，是为四祖，道信后居黄梅双峰山。道信寂后弟子五祖弘忍继领其徒众，建立东山法门，禅法才大兴。道信又付法与金陵牛头山法融，别为一支，号牛头宗。法融初从灵法师学三论，宴坐石室，有百鸟衔花之异。道信亲来访寻问答(语句见《景德传灯录》)，因付以法。法融有《心王铭》一篇(见《景德传灯录》)。后有僧问南泉：牛头未见四祖时，为什么鸟兽衔花来供养?南泉说：只为步步踏佛阶梯。僧云：见后为什么不来?南泉云：直饶不来，犹较王老师一线道。又僧问一老宿：未见四祖时如何?云：如条贯叶。僧云：见后如何?云：秋夜纷纷。这一公案，唐时诸方多举唱以示参究宗旨。宗密判此宗为泯绝无寄宗(《圆觉大疏钞》)。

五祖弘忍会下常过七百人，其后分为两支，所谓南禅与北禅。南宗奉慧能为六祖，而北禅奉神秀为六祖。北禅主张渐修，而南禅主张顿悟。神秀(606--706)在弘忍会中为上座，作一偈以呈自己的见解，偈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许为“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弘忍卒后，迁居江陵当阳山。武后召入都，居洛阳六年而卒。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武后、中宗、睿宗)。神秀开法的大要是“忘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趣玄以前，万缘俱闭，发慧以后，一切皆如，“特以《楞伽》，递为心要”(张说撰碑文)。’

慧能在弘忍处为行者，在碓坊中舂米，听神秀偈，因也作一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许为亦未见性而半夜中却付以衣法。仪风元年(676)在广州因二僧争议，一说风动，一说幡动。慧能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为众知识，方出家受戒。后住韶阳曹溪宝林寺。其说法大要，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主张自心是佛。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不生憎爱取舍，不念利益成坏，安静闲恬，虚融淡?白是一行三昧。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是一行三昧，若人具此两三昧，决获菩提。有《法宝坛经》一卷传世。

弘忍门下有十子，各堪为一方之师，其法门亦各有不同。十子即是神秀、慧安、智说、宣什、法持、义方、玄赜、法如、慧藏、刘主簿等。

慧安于贞观中到黄梅，见弘忍，传心要。高宗时住嵩山。也受到武后和中宗的钦重。神龙二年(706)卒，年一百二十七岁，世称“老安国师”。坦然、怀让二人来参，问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安曰：“何不问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安日：“当观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安以眼开合示之。坦然因留，怀让辞往曹溪。

智说是蜀资州人，住资州德纯寺，传弟子处寂，姓唐氏。寂传无相，姓金氏，是新罗王子。其法以无忆、无念、莫忘三句次第配戒定慧，过去之境勿忆，未来之事勿念，常与此智相应，不昏不错，名莫忘(《圆觉大疏钞》)。   

宣什与果州(今四川南充)未和尚，阗州(今四川阆中)蕴玉同称南山念佛宗。其法令一声念佛，引声由念，后渐微声以至无声，送佛至意，意念犹粗，又送至心。念念存想有佛恒在心中，乃至无想，盖得道(《圆觉经大疏钞》)。

法持是以念佛人道。年十三依弘忍，得心要。归青城山事方禅师。持于净土以系于念，凡九年，俯仰进止必资观行(宋戒珠《净土往生传》)。应当是最初提倡禅净合修的。

法如居嵩山少林寺(《金石续编·中岳法如禅师行状》)。余人事不详。

四分律的三家  自魏世慧光弘扬《四分律》以后，至初唐发展成为三家：一相部宗，二东塔宗，三南山宗。

因为法砺(569--635)在相部(相州)弘传慧光的旧义，所以称为相部宗。法砺从演空寺灵裕出家，受具后从静洪学《四分律》，及往恒州从慧光三传弟子洪渊研究律旨。又游江南学《十诵律》。迁邺后讲《四分律》四十余遍。撰《四分律疏》十卷，《羯磨疏》四卷。门人有明导、昙光(二人又学于卫州道烁)、道成，道成之门有怀素、满意。

怀素(625--698)投玄奘学习经论，又从道宣学《行事钞》，后学法砺《四分律疏》。以法砺疏未尽善，永淳元年(682)撰《四分律开宗记》十卷，数古疏十六失。构成一家之说。号为新章，称东塔宗。

满意住长安崇福寺，称西塔律师。弟子有大亮、闻慧、法藏、义威、远智、全修、惠荣、定宾等。定宾住嵩山镇国寺，作《破迷执记》一卷，破怀素新说；又撰《四分律饰宗义记》二十卷，扶法砺疏。

道宣(596---667)在长安弘福寺从惠光三传弟子智首受具戒，前后听其讲《四分律》二十遍。武德九年(626)撰成《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贞观元年(627)撰《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六年(632)到魏郡向法砺资问律中大义。又撰《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二卷、《四分律含注戒本疏》三卷。十六年(642)入终南山丰德寺，十九年(645)撰《比丘尼钞》三卷。以居住终南山，称为南山宗。门下甚盛。周律师为本宗二祖。时江东多行《十诵》，自道宣再传弟子道岸传法于江东，江东的《四分》始盛。

《律宗纲要》卷上云：“古来诸师立《四分》宗，异解纷纭。略举十家：一者有师以止作为宗，二者道晖律师以受随为宗，三者有师以止恶为宗，四者法愿、智首俱以教行为宗，五者有师以因果为宗，六者道云律师不别立宗，七者法砺以止善为宗，八者南山律师以净戒为宗，九者怀素律师以戒行为宗，十者定宾律师以善说毗奈耶为宗。”

法砺主张戒不兼诠定慧，故以止持作持二法为宗。依《成实论》以非色非心为戒体。分戒学为受戒法门、随戒行相二种。创发要期，断恶修善，建志成就，纳法在心，名为受戒。受戒之后，随顺受体，名为随戒。受戒又有受缘、受体二种。受缘是受戒之时藉善来、上法、三师、八敬及羯磨五种因缘。受体有作戒、无作戒二种。身口方便，造趣营为是作。四心三性恒流，不藉于缘是无作。作戒以色为体，无作以非色非心为体。随戒有专精不犯、犯已能悔二种。专精不犯是上根人，一向顺教离恶修善。犯已能悔是下根人，放纵身口，违于禁戒，后以惭愧而复其本。

怀素主张律文兼举定慧二行，定慧是戒学所摄，故律须以戒行为宗。评破古师以止作、受随、止恶止善、教行、专精不犯、因果等为宗之失，依一切有部以色法为戒体。

道宣以如来一代圣教立化、制二教。戒定慧三学之中，以定慧二学摄于化教，戒学为制教，化教又开为性空、相空、唯识三观之教，制教立有、空、圆三宗。有宗以色法为戒体，空宗以非色非心法为戒体，圆宗以种子为戒体。《羯磨疏》卷三说：“欲了妄情，得知妄业。故作法受还熏妄心，于本藏识成善种子，法是戒体。”又以五、八、十、具等为三聚净戒中之摄律仪戒。故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唯通受、摄律仪戒依羯磨法七众别受。

当时除了《四分律》三家之外，还有义净所传的《一切有部律》。义净于咸亨二年(671)由广州乘船西行，周游印度，于证圣元年(695)返到洛阳，译出经律五十六部，二百三十九卷。其中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十八部，二百零九卷。又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叙印度佛法的轨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西行僧徒的行迹。但以不属四分一宗，未得弘扬。

净土教与三阶教  当南北朝的时候，南朝人民受阶级压迫，由于两极分化的加剧，原来压迫人民的人不久便破产而被压迫，因此在南朝强调因果报应之说，如《，日唐书·经籍志》所载，苟氏撰《灵鬼志》、刘义庆撰《幽明录》、王琰撰《冥祥记》、王曼撰《续冥祥记》、颜之推撰《冤魂志》之类，都是叙述因果报应事迹的。北朝人民受异族残酷的统治，无法逃避，因此在北朝强调灵验感通之说。如观世音、文殊、地藏、弥陀、弥勒诸佛菩萨，经典如《法华经》、《金刚般若经》等乃至佛舍利、佛骨都是祈求灵感的对象。齐世便有《高王观世音经》出现。隋文帝建舍利塔，夸耀舍利的灵感，意在镇服人民，在这些祈求灵感的对象中发展成为教宗，流行以至后世的是持念弥陀的净土教和礼忏地藏的三阶教，三阶教创于隋信行禅师，在隋唐屡经禁止而不能绝，最盛的时期约流传了一百五十年，其后逐渐衰竭直到唐末始亡失。净土教经道绰、善导的提倡，却逐渐发展，得到各宗派的共同扶持，以至后来成立了净土宗。

三阶教徒的末流不持戒律，唯重头陀，不诵经论，乃至认为读诵《法华》，持念弥陀是有所是非，欣厌，成谤法罪，堕大地狱，不敬佛菩萨像，以为是泥龛，便完全否定了住持三宝，违背了经论宗旨(见《念佛镜》、《释门自镜录》)。但是提倡布施，使教中财力雄厚，可以左右寺院经济，所以虽经隋文帝禁断，却更蔓延，人唐以后更为兴盛。其门徒不与其他派僧侣同住，各寺院皆别立三阶院以居之。依据北凉译《大方广十轮经》以礼忏地藏菩萨为行法，而盛行一时。唐武德中化度寺立无尽藏。贞观以后舍施钱帛金玉，积集不可胜记。所积分为三分：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一分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养无碍。士女礼忏填咽，施舍争次不得，更有以车载钱绢，舍而弃去，不知姓名(《太平广记》卷四九三)。以至燕凉蜀赵都来向之借取，每日所出不可胜数。所有借举，不作文约，但至期还送而已(《两京新记》)。其经济既如此雄厚，影响社会，唐代也屡经禁断。武后圣历二年(699)勃“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辄行，皆是违法”。开元十三年(725)又先后两诏说：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阶僧创无尽藏，每年正月四日(信行忌日)天下士女施钱，名为护生，称济贫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即宜禁断。其藏钱付御史台京北河南府勾会知数，明为之簿，财物田宅私畜宜散施京师寺观，先用修理破坏尊像堂殿桥梁，有余人常住，从贫观寺给(《全唐文》卷二八)。诸寺三阶院并令除去隔障，使与大院相通，众僧错居，不得别住。信行集录悉禁断除毁。若纲维从其行化诱人而不纠者勒还俗(《开元释教录》卷二八)。三阶教自隋代创始，行之百五十年，至此开元禁断以后方渐消沉，然仍未杜绝。信行在当时虽受到指责，但仍得到尊重，如道宣在《高僧传》习禅科中为之列传，法藏《华严教义章》卷一中也引信行的言论。乃至德宗时圆照撰《隋传法高僧信行禅师碑表集》三卷。可见三阶教在社会流行是有一定基础的。

净土教自北魏昙鸾在汾州石壁玄中寺立九品道场。唐时道绰在寺中见昙鸾遗迹，因而般舟方等岁序常弘，九品十观分时绍务。教人念弥陀佛名，用麻豆等物为数，又穿诸木穗子以为数法。着有《安乐集》二卷。晋阳、太原、汶水三县道俗经其化导，七岁以上者皆念弥陀，上精进者其豆量八九十石，下精进者亦得二三十石。道绰弟子善导人长安于光明寺说法。光明寺是三阶教五寺之一。当时净土教与三阶教争论甚烈。善导教化道俗，般舟行道，方等礼佛，护持戒品，纤毫不犯。以所受布施写《阿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三百铺。见塔庙损坏必修补。士女从化有诵《弥陀经》至五十万卷、念佛日课十万声者。着有《观经四帖疏》、《法事赞》、《观念法门》、《往生礼赞偈》、《般舟赞》等。

善导的弟子怀感于总章元年(668)．出家，时年二十九。后师事善导十有余年。着《释净土群疑论》七卷，以弘净土。

净土教和三阶教同以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向群众教导。两者所主张的行法之中，礼忏同，修补塔庙同，艰苦朴素同，但是三阶教有雄厚的经济组织，能抵抗政府的禁令，取得富有人士的支持。然而三阶教不重戒律，净土教却护持戒品；三阶教不重读诵，废除经典，净土教却重视读诵、写造经卷。这就使三阶教在佛教派系之中孤立，成为违经背道的异端，而终归于消失，净土教却受到各教派的赞扬，成为万善同归的总旨，而发展成为净土宗，流传弘广。在初唐时代净土教与三阶教二者之间争论得很激烈。在相传是窥基所撰《西方要诀》中，怀感所撰《释净土群疑论》中，乃至大历以后道镜、善道所撰《念佛镜》中都有与三阶教辩论的文字。就所崇敬的对象来分析，也可以说是弥陀教和地藏教之争。除此以外，有主张上生兜率面觐弥勒的，特别是慈恩宗徒，因而有极乐与兜率往生难易之争，这可以说是弥陀教与弥勒教之争。在这两方面得胜利的都是弥陀净土之教。

第十二节  盛唐的佛教(712－761)

天台宗的光大  唐玄宗时代是唐代经济文化最盛的时期，所以玄、肃二宗五十年间称为盛唐。初唐时佛教思想界中是以慈恩宗、贤首宗、禅宗占主流地位。天台宗自创始于北齐慧文，发展于南岳慧思，大成于天台智顗，结集于章安灌顶，人唐以后经智威、慧威、玄朗三世相承，都只局处吴越一偶，未广弘布。开元中经玄朗的弟子湛然的努力，始光大于中原。诚如《荆溪传》中所说：自唐以来，传衣钵者起于庾岭(禅宗)，谈法界(贤首宗)、阐名相(慈恩宗)者盛于长安。是三家皆以道行卓荦，为帝王师范。然而“讲《华严》者(贤首宗)唯尊我宗，读《唯识》者(慈恩宗)不许他经，至于教外别传(禅宗)但任胸臆”。自湛然广事着作，祖述宗义以后，方使天台教观盛行于天下。

湛然是晋陵荆溪人，世称荆溪尊者，年十七便学天台宗止观，年二十从玄朗学，年三十八始出家。就智顗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作为注释，成《法华玄义释笺》、《法华文句记》、《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和《摩诃止观辅行披寻记》，又删节整理智顗的《维摩经文疏》成《维摩经略疏》，同时对略疏作了解释，成《维摩经疏记》。天台宗既以《法华》为宗旨，但是当时学《法华》的人一切以窥基所作《法华玄赞》为宗。为弘扬天台，必须对《玄赞》加以驳斥，于是作《法华五百问论》以破之。又针对慈恩宗五种种性又有无种性众生之说，作《金刚锌》，就无情佛性以申明一切众生究竟成佛的道理。此外概括天台宗的纲领，写成《始终心要》、《止观大意》、《止观义例》成为天台宗入门的必要典籍。为了指导修习止观，写成《法华三昧辅助仪》、《观心补助仪》。于是天台宗圆顿之教悉归于正。正因为当时禅宗已脱离《楞伽》的轨范而用《般若》的途径，贤首宗也因为法藏卒后，后继无人，经澄观遍学各宗，私淑法藏才得继续，在学说上已更近于天台。所以在理论上分歧最大的是天台与慈恩，而湛然所辩驳的对象也主要是慈恩宗。

密宗的成立  由于持诵陀罗尼而得破惑证真，这便是密宗。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就是能摄持种种善法不失。陀罗尼有法、义、忍、咒四种之分。法陀罗尼能于教法，闻持不忘；义陀罗尼能于一义通达无量义；忍陀罗尼能证真如甚深功德；咒陀罗尼能依神咒言句起神通自在之用。密宗便是主张藉咒陀罗尼之力而获得法、义、忍三陀罗尼，所持的咒陀罗尼必定是诸佛、菩萨依三昧所说的。

自汉代以来，常有名译师译出种种陀罗尼经。最初东汉就译有《咒贼咒法经》、《安宅神咒经》，其经阙本。现存的有吴支谦译《无量门微密持经》、《华积陀罗尼神咒经》。其后历代译师特别是入唐以后诸大译师，如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都有或多或少的关于陀罗尼经的传译，然而未建立成密宗。其原因是所译只是密部个别法门的经典而未根据密宗的根本理论建立完整的思想体系，又未曾依照密宗仪轨布置坛场，举行灌顶的仪式，正式传授。密宗的建立是开元时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建立起来的，世称之为开元三大士。

善无畏，梵名输波迦罗，是甘露王后裔，后迁乌荼国，父为佛手王。善无畏十三岁嗣王位，后让位与兄，出家至南方海滨，转赴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从达摩鞠多学密法，经迦湿弥罗、乌场、突厥、吐蕃，以开元四年(716)来长安，住西明寺，即开始译经。至开元十二年(724)随玄宗到洛阳，次年在大福先寺为沙门一行译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简称《大日经》，为密宗根本法门之一。因为经中金刚手请佛说《大悲胎藏生大曼荼罗王》，这法门又简称为“胎藏界法”。经中宗旨是“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修行之人初发菩提心如初托在胎中；依真言行学大悲万行而净心又显现，如初诞生；发起方便，以自修行，随缘利物，如婴儿学技。见道如初识种子初始托胎；至七地以前为大悲万行所长养如在胎藏；无功用以上，渐学如来方便，如婴儿学艺，至究竟道成佛，如技艺学成，从于政事。译时一行笔受此经，兼撰《大日经义释》，是为密宗根本经典之一。

金刚智，梵名跋日罗菩提，是南印度摩赖耶国人，伊舍那靺摩的第三子，十岁在那烂陀寺出家，依寂静智学《声明论》，十五岁住西天竺学《法称论》，二十岁回那烂陀寺受戒学律及《般若灯论》、《百论》、《十二门论》。二十八岁于迦毗罗卫城从胜贤学《瑜伽论》、《唯识论》、《辩中边论》。三十一岁住南天竺学密宗《金刚顶瑜伽经》等。历游诸国，至师子国，乘船经佛逝国，于开元七年(719)到广州，次年到洛阳，于是往来长安、洛阳之间。沙门一行数经请问，金刚智为立坛灌顶，一一指教。自十一年(723)开始译经，于十九年(731)译出《金刚顶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是为密宗根本法门之一，简称为《金刚界法》。金刚界是指五分法身，常乐我净四德，法身般若解脱三德以及三十七菩提分法，十八不共法等无量法门以为佛身之义。又总集十法界而成如来金刚界曼荼罗之义。所以胎藏界是众生因位所具理性法门，而金刚界是如来果位所具智体法门。

不空，梵名阿目怯跋折罗，是师子国(今锡兰)人。开元六年(718)于阇婆国遇金刚智，从为弟子，时年十四。开元八年(720)同到洛阳(或云：是北天竺人，父早卒，随叔父来中国，周游武威、太原等处，师事金刚智)。随侍金刚智往来长安、洛阳，学瑜伽宗，受三密法。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卒，奉遗命回师子国访求大本《金刚顶经》及大本《毗卢遮那经》。在师子国从普贤阿阇梨学十八会金刚顶瑜伽及大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各十万颂。五部门顶、佛部、金刚部、宝部、莲华部、羯磨部、即五方佛灌顶、真言秘典等五百余部。以天宝五年(746)回到长安，于宫中建坛为玄宗授灌顶。天宝十二年(753)因哥舒翰请由韶州往武威，在开元寺为士庶数千人授五部灌顶金刚界大曼荼罗法。至德元年人长安，住大兴善寺，置灌顶道场。前后译经现藏中有一百七十三部，二百二十四卷。与罗什、真谛、玄奘称为四大翻译家。代宗时永泰元年(765)补特进试鸿胪卿，赐号大广智。大历九年(774)六月因疾作遗书，代宗勃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数日而卒，年七十。《宋高僧传》称：“传教命轮者，东夏以金刚智为始祖，不空为二祖，慧朗为三祖。”但是据日本真言宗所传清凉山海云和造玄二人所叙，胎藏界源流是由大日如来，经金刚手、达摩掬多、善无畏、玄超、惠果而传给日本空海的。金刚界法是大日如来、普贤(金刚萨埵)、文殊、龙猛(龙树)、龙智、金刚智、不空、惠果而传给日本空海的。是金刚界法以金刚智为第六祖、不空为第七祖、惠果为第八祖。而胎藏界法则金刚智与一行同是善无畏弟子。

禅宗南北之争  弘忍的弟子神秀弘化在嵩洛之间，以《思益》及《楞伽》授弟子普寂说：“此两部经是禅学宗要。”神秀虽受武后、中宗所尊重，但未聚徒开堂广法。神龙二年(706)神秀卒后，普寂继领其徒众，弘化都城，禅风始盛，传教二十余年，开元二十七年(739)卒。终时教诫门人说：“尸波罗密是汝之师，奢摩他门是汝依处，当以不染为解脱之因，无取是涅槃之会。”义福也是神秀弟子，居蓝田孝感寺，二十余年未尝出院。后住长安慈恩寺。开元十年(722)随玄宗至洛阳，开元二十年(732)卒。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六说北宗“总彰佛体依《起信论》，开智慧门依《法华经》，显不思议解脱依《维摩经》，明诸法正性依《思益经》，了无异自然无碍解脱依《华严经》”。是北宗立教仍有藉于文字，此是与南宗不同重点之一。

弘忍传衣法的弟子慧能弘化于岭南。弟子之中有五大宗匠：一南岳怀让，二青原行思，三荷泽神会，四南阳慧忠，五永嘉玄觉。怀让与行思又称为二甘露门。怀让的弟子道一风化大行，当时称为洪州宗。神会一系称荷泽宗。这都是南宗的流派。

神秀与慧能并无所谓高下之分，而且互相尊重。神秀曾荐慧能于武后，遣使往请，而慧能谦让，终不度岭。其门下怀让、行思、慧忠、玄觉各行其道，也无所争论。争论之兴是由于神会。神会是襄阳人，姓高氏，于景龙中(707--710)谒慧能，居曹溪数年。慧能卒后遍寻名迹，开元八年(720)住南阳龙兴寺，有《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一卷(敦煌经卷本)。自神秀卒后，其弟子普寂奉神秀为六祖，普寂为七祖。神会因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建立南宗宗旨，攻击普寂与大云寺崇远法师，反覆论议。独孤沛集为《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敦煌经卷本)。一方面批评神秀、普寂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以此为禅门的错误，而以见本性为禅，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人定。另一方面提出传衣的问题。说达摩传以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与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慧能，六代相承。而神秀不得信衣。并且说普寂同学广济曾至慧能处盗取袈裟而未能得。以至亦推此袈裟在弘忍处亦三度被偷，在道信处也一度被偷的说法。天宝四年(745)兵部侍郎宋鼎请神会到洛阳，每月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历代法宝记》)。天宝八年(749)又在洛阳荷泽寺再定宗旨。天宝十二年(753)便被御史卢奕诬奏神会聚众，疑萌不利而黜往弋阳。天宝十四年因安禄山之乱，肃宗为筹军费，特请神会主坛度僧、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于是南宗的正统便得确定。而神会得成为南宗第七祖，同时也是荷泽宗的初祖，由法如、惟宗、道圆、宗密次第相承。宗密转承贤首，其后荷泽宗便无闻了。究其实，神会虽极力争辩南宗的正统，而南宗之得以流传光大，却不是神会一系，相反是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的传流。至于当时南宗的流弊也复不小。当时南方禅人改撰《坛经》，添揉鄙谈，错会即心即佛之旨，以为身心别体，身断心常，又执妄心以为即佛，慧忠曾痛为斥责。北宗之衰，实由于接近士大夫，兼重经典文字，而脱离了离言绝虑的禅门轨则的原故。

僧制的整顿  初唐之末，出家者增多，因而规章制度也不得不更加周密。首先是整理僧籍。开元七年(719)令诸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簿籍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鸿胪，一本留于州县(《唐令拾遗·杂令篇》)。祠部郎中一人是管理僧尼簿籍的(《通典》卷二十三)，是自武后延载元年(694)改定的(《佛祖统纪》卷四十)。

其次是度僧的制度，开元十二年(724)敕天下僧尼，年六十以下者限诵二百纸经，每一年限诵七十三纸，三年一试，落者还俗，不得以坐禅、对策义试，诸寺三纲统应人大寺院(《唐会要》卷四九)。肃宗至德二年(757)诏白衣通佛经七百纸者令为比丘(《宋高僧传·道标传》)。乾元元年(758)又敕五岳各建寺，选高行沙门主之，诏白衣能诵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度，也赐明经出身(宋本觉《释氏通鉴》卷九)。大概是七百纸的背诵太严格而又放宽了尺度。同时度僧的人数也有限额。开元十六年(728)曾因春郊礼成，推恩度僧道，诏天下观寺有绝无道士女冠僧尼者，宜量观寺大小度六七人(《全唐文》卷二四)。天宝六年(747)诏精简真行，一州许度三人(《宋高僧传·神皓传》)。

对于浮滥的寺院和僧尼，便加以沙汰和制约。开元二年(714)姚崇奏说：“中宗以来公主外戚皆奏度僧尼，出私财造寺。富户强丁多剃发避徭役，所在充满。敕有司检校僧徒，伪滥僧还俗者二百余人。”(《旧唐书·姚崇传》)开元中又有澄清佛寺诏说：“不度人来尚二十余载。访问在外有三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州府括责处分。”(《全唐文》卷三十)开元二年并限制造寺。敕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已后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修理，仍经所司陈牒检验，先后所详。开元十九年(731)又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功德移人近寺，大者皆封闭。公私望风，凡大屋大像亦被残毁(《佛祖统纪》卷四十)。其他有诏令如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和僧俗往还，百官不得辄容僧尼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者，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又禁僧徒敛财。僧尼除讲律外一切禁断。禁僧道掩匿诏说：道士僧尼多有虚挂名籍，或权隶他寺，或侍养私门。托少为词，避其所管。互相掩匿，共成奸诈，甚非清净之意。自今以后更不得于州县权隶，侍养师主父母。此邑者并宜括还本寺观。又禁僧道不守戒律，或公讼私竞，或饮酒食肉，非处行宿，出入市廛，罔避嫌疑，莫尊本教，令州县官严加捉搦禁止。所有以上一切措施终因安禄山之乱，卖度牒以筹军费而失去其效用。初安禄山反，司空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给士，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而已·(《新唐书·食货志》)。天宝十四年(755)两京陷没，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充军须。于时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是为卖牒之始。至德二年(757)用御史郑叔清与宰相裴冕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

佛教艺术的灿烂成就  唐代的佛教绘画艺术，就人才的鼎盛，题材的丰富，画法的神妙，都呈现前所未有的灿烂。壁画中以经变为多，如《法华经变》(见《宝塔品变》、《如来寿量品变》、《净土变》、《观音普门品变》)，《药师经变》(《琉璃净土变》)、《弥勒上生》、《下生经变》(《兜率净土变》)、《无量寿经变》(《极乐净土变》)、《观无量寿佛经变》、《金光明经变》、《华严经变》、《涅槃经变》、《大方广佛报恩经变》，《贤劫千佛经变》、《佛本生变》(《六牙白象本生变》、《须大拿太子本生变》)、《地狱变》等。

唐代的造像也与六朝造像的风格有所不同。六朝晚期雕像的面部多细长，唐代则多丰圆，六朝晚期的造像，庄严增多，衣纹繁琐，唐代装饰简约，衣纹单薄，六朝菩萨造像姿式正直，唐代菩萨像姿态优柔。总之唐代造像多呈慈祥温丽之感，形态更逼真。其小铜像多系雕刻而非铸造。雕刻甚细密，发极细，足下有台，铭文或刻台脚，或刻在像背。至于石像，面像丰丽，薄衣透体，胁侍菩萨相好温雅。

唐代自唐初至开元、天宝之间开凿石窟之风，也很盛兴。如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甘肃敦煌莫高窟，山东济南千佛岩，都有唐代增修的石窟群。其他如山东青州驼山，四川广元等摩崖造像也是很着名的。

自仪风四年罽宾僧佛陀波利传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佛陀波利、杜行颤、地婆波罗各自译出，大得流布。于是建造石幢、刊刻经咒之风盛行于世，而石幢艺术，别具风格。幢座、幢盖都有不同的形式以及花纹或人物的雕刻，制作精美。

此外三彩陶像、磁像也极名贵。又有砖像，亦名泥压像，是用模压泥成像，此法盛行于唐初。塑像用泥塑，也有用纸塑为之的。如善遇法师临终，以所有文章杂书史积为大聚，制为纸坚，于寺造金刚两躯(《南海寄归内法传》)。至于造夹纤像的技术有更大的发展。武后命僧薛怀义造夹纤大像，其小指甲犹容数十人。

唐代名画家，如唐朱景玄《名画录》所记，以吴道玄为第一。初名道子，玄宗召人禁中，改名道玄。善功德、佛像、鬼神、地狱，都冠绝于时。所谓“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其弟子中以卢楞伽、杨光庭为上足。卢楞伽善佛像、地狱，杨光庭善佛像。自贞观以来至于开元，称神品的有阎立本，善功德；尉迟乙僧善菩萨、功德，奇形异貌，笔迹洒落。薛稷善佛菩萨像；称妙品的有张孝师，善佛像、地狱；称能品的有王定，菩萨圣僧往往警绝；陈净心、陈净眼兄弟善长功德。至于名塑家当推杨惠之，初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笔迹，号为画友，其后道子声光独显，惠之乃专肄塑作，成为中国塑作史中的名家。其弟子元伽儿、员名、程进善雕刻石像，吴道玄的弟子张仙乔、王耐儿也工塑。

第十三节  中唐的佛教(763—827)

佛教的升沉情况  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六帝相承，凡六十年间称为中唐。自安史之乱以后经济凋蔽，丁户损失了三分之二。内而宦官专权，外而藩镇割据，政治已逐渐紊乱。当时佛教在代宗初年，曾得到发扬，德宗时曾受到抑制，宪宗等各帝时度僧仍受到限制，而群众的佛教信仰却是被提倡的。

代宗好祠祀，喜祝，因为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都信佛，也就深信佛教，大事度僧。即位之初，广德元年(763)改元大赦，便令河南河北伪度僧尼道士女冠全与正度。广德二年(764)玄宗讳日、肃宗讳日各度僧数百人，并许辅相大臣置功德院。特别是宦官鱼朝恩为了把持朝政，利用佛教作为图宠和诱惑代宗的手段，于大历二年(767)以赐庄建章敬寺，为帝母章敬太后资冥福。有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三十余间，穷极壮丽。大历三年(768)代宗到章敬寺，恩度僧尼千人。秋七月又出盂兰盆赐章敬寺。大历八年(773)诏天下寺院僧尼道士不满七人者度七人，三七人以上者度一人，二七以下者度三人。又在五台山建金阇寺，铸铜为瓦，涂以黄金，光照山谷，费巨亿万。但是度僧既多，逐渐须要制约了。出家者限令念经千纸，方许落发(《宋高僧传·神凑传》)。大历八年(773)又改为策试，制经律论三科，策试出家者，中等第方度(《宋高僧传·神清传》)。嗣后对僧侣禁制逐渐严厉。禁僧尼道士往来聚会。其僧尼道士非本师教主及斋会礼谒，不得妄托事故辄有往来非时聚会。并委所隶官长勾当，所有犯者准法处分。又禁公私借寺观居住。其寺观除三纲并老病不能支持者，余并仰每日二时行道礼拜，如有弛慢，并量加科罚(《全唐文》卷二九)。

德宗即位，首下诏自今不得置寺观及请度僧尼。对于已发的度牒也严加稽考，敕天下僧尼身死及还俗者，当日仰三纲于本县陈牒，每月申州附朝，集使申省，并符诰同送皆注毁。其京城即于祠部陈牒纳告(《僧史略》)，意在防止私度。贞元四年(788)再次禁止寺观不得容外客居住，但对于个别僧人还是接近的，如端甫出入禁中，与僧道论议，顺宗与之亲如兄弟。顺宗是倾向佛教的，为太子时曾向澄观问心要，征罗浮宝修入京论议。但在位仅一年，无所作为。宪宗时也严禁私度，元和二年(807)诏：男子女工以耕织为本。今天下百姓或冒僧尼道士以避徭役，有司应以科判。并设左右街僧录，以端甫录左街僧事，兼掌内殿法仪，灵邃掌右街僧事。元和十三年(818)迎风翔法门寺佛骨到长安，宪宗亲自迎拜，留在宫中供养三日，以旌幢鼓吹送入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膜拜，有灼顶燔指，解衣散钱以供养的。

中唐之时，人民的赋役日重、“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所以田土兼并日益加速。“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佃户)，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新唐书·食货志》)寺院经济也不例外，在此时间大量购置田庄。如代宗时，京畿丰田美利，多归寺观。杭州灵隐寺置田亩，岁收万斛，置无尽藏(《宋高僧传·道标传》)。随着商业及工业的发达，寺院中利用房屋设置邸店，以及质库，所在多有。如福田寺碑说：“造立铺并收质钱舍屋，新出缗镪十万余贯。”(《山右石刻丛编》)

正因为德宗以后，久不度僧，自元和二年(807)以后，复不敢私度。于是外镇利用此机会，聚敛财贿。首先长庆四年(824)徐州泗州观察使王智兴在泗州设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役，影庇资产。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经李德裕奏，方得禁止(《全唐文》卷七十)。敬宗宝历二年(826)江西观察使殷侑于洪州宝历寺置戒坛，被罚俸一季(引日唐书·敬宗纪》)。但是其年终因法真之请，久废坛度，僧尼合法者皆老朽，于是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令两街功德使选有戒行大德，考试僧尼，僧能读诵一百五十纸，尼一百纸者即与度(《宋高僧传·法真传》、《册府元龟》卷五十二)。

贤首宗的延续  法藏在参加实叉难陀的译场，重译出《华严经》后，曾撰略疏解释新经，未及完成而卒。疏文只有初品至十行品，和十定品的前九定，嗣后其弟子慧苑补续成之，名为《续华严经略疏刊定记》并在前边补了十门玄谈。慧苑是法藏的上足弟子。《宋高僧传》卷六称其“华严一宗，尤成精博”，但是立义与法藏有所不符。如依《宝性论》立四教：一、迷真异执教，当凡夫外道；二、真一分半教，当声闻缘觉；三、真一分满教，当初心菩萨。此三教四人都不识如来藏。四、真具分满教，识如来藏。以邪外列在判教之中是为不伦，初心菩萨既言一分，又称为满，自相矛盾。又分十玄为因果二种，缺无“十世”、“托事”二门，代以“同体成即”、“具足无尽”二门与“因陀罗网”、“诸法相即”二门形成重复，如此之数，讹谬非一。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

法藏卒后二十五年(开元十五年，737)澄观始生，十一岁从宝林寺霈禅师出家受《法华经》，十四岁得度，乾元中(758--760)赴润州栖霞寺醴律师学相部律，又从昙一受南山律，至金陵从玄璧传关河三论。大历中访淮南法藏学海东《起信论疏》，从天竺寺法诜温习《华严经》。大历七年(772)又往剡溪从慧景再究三论，十年(775)至苏州从湛然习《摩诃止观》、《法华》、《维摩》等经疏，又谒牛头山惟忠、径山道钦、洛阳无名三师，咨决南宗禅法，复见慧云，了北宗玄致，又遍学经传子史，小学苍雅，天竺悉昙等无不博综，然后私淑法藏，撰成《华严经疏》解释新经，起兴元元年(784)至贞元三年(787)毕。又撰成《随疏演义钞》。其思想既是融合了三论、天台、南禅、北禅而后私淑于法藏，其理论体系与法藏亦有不同。如在观门中偏重理智圆融以代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三圣圆融观门》)。答顺宗心要法门，也偏从我空立说。是更接近于中观之学而改变了原来瑜伽体系的中心。

澄观有弟子百余人，以宗密、僧睿、宝印、寂光称为门下四哲。独宗密称为贤首宗第五祖。宗密原是果州西充人(今四川西充县)。元和二年(807)二十八岁将赴贡举，遇遂州大云寺道圆禅师来西州游化，因从之出家。道圆是荷泽宗神会的三传弟子。受戒后一日于府吏任灌家受斋，座上得《圆觉经》，欢喜感悟。道圆许以大弘圆顿之教。往荆南谒南印惟宗，即道圆之师。宗许以是传教之人。往洛阳见道圆之同门神照。元和五年(810)在襄阳得见澄观《华严疏钞》，便通书执弟子礼，又往亲承请益数年。元和十一年(816)人终南山，撰《圆觉经大疏》、《大钞》、《略疏》、《略钞》，又集诸家禅言为《禅藏》，撰《禅源诸诠集都序》。自称为“禅遇南宗，教逢圆觉”。是宗密遇澄观于学已大成之后，其思想体系始终是顿教窠臼。所有着作完全“以一心而贯诸法，显具体而融事理，超群有于对待，冥物我而独运”，贯以禅宗为旨归。当时禅人曾讥不守禅门而广谈经论。其从澄观学只五六年，不过以圆人顿而已。但是自此以后学贤首宗者都遵循宗密的禅教一致的途径，不仅法藏的圆教观旨成为绝响，即是澄观的融合性相的思想体系亦未得继续。

天台宗的弘传  自湛然光大天台之道以后，一家教观焕然振兴，当时受业身通教观者三十九人。以元皓为嘱累弟子，着有《涅槃经注述》，今不传。道邃，世称为第九祖，幼曾为监察御史，出家后年二十四受具，学窥基《法华玄赞》。大历中始从湛然学五年，洞悟幽玄。于扬府及天台屡讲《法华》及《止观》。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最澄来从受法。道邃弟子广修继续在天台讲说《止观》，日诵《法华》、《净名》、《光明》、《梵网》、《四分戒本》为常课，每日六时行忏，每岁行随自意三昧七七日。湛然弟子中有着述传于现代的有明旷、道暹、行满、智度、智云。明旷居台州黄岩三章寺，着有《心经疏》，就圆融三谛以释经旨，约藏通别圆以解四谛四咒；《梵网菩萨戒经疏删补》、《金刚锌私记》。道暹于大历中人京传教。着《维摩经疏钞记》、《法华文句辅正记》，援引该博，于慈恩贤首之说详辩其差异以申明自宗。《涅槃玄义文句》、《涅槃经疏私记》二书中多引泽州之说，即玄奘弟子荐福寺法宝，而有所辨斥。行满初从石霜山(今湖南长沙)庆诸学禅，后从湛然修《止观》。居天台华顶峰四十年。着《涅槃经疏私记》、《六即义》、《天台宗大意》。智度着《法华经义赞》，解释智者文句及湛然记。书中多依俱舍唯识之学，释文句处多与湛然记不同。智云着《法华文句私记诸品要义》、《法华文句私志记》。二人事迹不详。由这些着作中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关于天台宗的研究除实修《止观》外，是以天台三大部和《涅槃》、《维摩》二经为主要的。

禅风的普遍  禅宗利用其不重名言，不立文字，不读经论而直趣见性的方便普及于南北各地，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信受。当时流派也甚多。宗密在其所着《圆觉经大疏钞》中述了七家：一、四祖下一支，即牛头宗；二、五祖下四支，即北宗，资州宗(智诜)、保唐宗(无住)、南山念佛宗；三、六祖下两支，即洪州宗、荷泽宗。其中不列青原行思一派。但禅宗得到发扬主要是青原和洪州(即南岳派的别称)两派之功，后来成立五家都是这两派的传统，其他各派都消失了。在这两派之中又首推行思的弟子石头希迁和南岳的弟子马祖道一，以及希迁之下有天皇门风，道一之下有赵州道法，大畅宗风。希迁初于六祖慧能处出家为沙弥，慧能卒后，于开元十六年(728)在罗浮受具戒，往依行思。天宝初(742)于衡岳南寺大石台上结庵以居，世称石头和尚。着有《草庵歌》、《参同契》二篇。道一的弟子邓隐峰要往见希迁。道一说：“石头路滑。”邓隐峰说：“竿木随身，逢场作戏。”到希迁处绕禅床一匝，振锡一声，问是何宗旨。希迁说：“苍天苍天。”隐峰无语而回。道一教他再去，见其说苍天，便嘘嘘。隐峰又去依前问，希迁便嘘嘘。隐峰又无语而回。道一说：“向来曾说石头路滑。”贞元六年(790)卒。年九十一。

道一，姓马氏，世称马祖，幼从资州处寂(五祖弟子智诜的门人)出家。开元十八年(730)从怀让受禅法，后住临川南康龚公山。大历中始得恩度隶开元寺，贞元四年(788)卒，年八十。平日以即心即佛宗旨示学人。有《语录》一卷行世。门下八百余人，人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故有“马驹踏杀天下人”的谶语。其最着者，百丈怀海、南泉普愿、西堂智藏，称为马祖门下三大士。在家弟子当推庞蕴。

怀海从道一于南康，后住洪州大雄山，岩峦峻极，号为百丈(今江西奉新县)。始立禅门规式，号为清规。凡具道眼可尊者称为长老。化主(即寺主)住室称为方丈。不立佛殿，惟树法堂。学众集中居住一堂，设长连床。大众朝参夕聚，二时斋粥行普请法，上下均力。寺置十务寮舍，各用首领一人，如饭头、菜头等。有喧挠毁犯等过者摈令出院。尝以“大彻悟人不昧因果”解破“大彻悟人不落因果”的谬句。弟子南泉普愿传赵州从谂，世号赵州道法，普愿于至德二年(757)出家，从密县大隗山大慧禅师受业，大历十二年(777)受戒于嵩山会善寺嵩律师，学相部律，后游讲肆，学《楞伽》、《华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往从道一默受心要。贞元十一年(795)住池州南泉。大和八年(834)卒，年八十七。弟子九百人。弟子从谂遍历诸方，年八十方居赵州城东观音院，凡所举扬，天下传之。中和二年(882)卒，年一百二十岁。至晚唐之初，怀海弟子沩山灵佑传仰山慧寂，建沩仰宗。弟子黄檗希运传临济义玄，建临济宗。

希迁之门有惟俨、道悟。道悟年十四出家，年二十五受具戒。初从牛头宗径山道钦，密受心要。大历十一年(776)入余姚大梅山。建中元年(780)诣道一，二年(781)谒希迁，两心相合。始居澧阳，继迁景江，又迁当阳柴紫山，众请居荆州天皇寺。行在《璎珞》，志在《华严》，度人说法，旨云：“垢净共住，水波同体。触境迷着，浩然忘归。三世平等，本来清净。一念不起，即见佛心。”世号天皇门风。道悟之下四传而建立云门宗，六传而建立法眼宗。惟俨年十七依潮阳西山慧照禅师出家，大历八年(773)受戒于衡山希操律师，往谒希迁，密领玄旨，又参道一，奉侍三年，还希迁处，嗣其法。后居澧州药山，海众云集，道化大振。大和八年(834)卒，年八十四。弟子昙晟传洞山良价，价传曹山本寂，于晚唐之初建立曹洞宗，亦称洞上宗。

自马祖会下八百人，弟子大毓居常州芙蓉山，感化道俗，动盈万数。惟宽居长安兴善寺，弟子千余。普愿住池州，弟子亦数百人。于是宗风寝广，不仅禅宗门庭遍于名山大邑，士俗男女亦多参究。道一弟子庞蕴，普愿弟子甘贽都是合家向化。宠蕴贞元初(785)谒石头希迁，忘言会旨。与希迁弟子丹霞天然为友。又往江西参道一。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道一日：“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蕴于言下顿悟玄要。元和中与妻子及女灵照居襄阳。有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栾头，共说无生活。”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岩头蓖禅师在南泉弟子甘贽家度夏，补衣时，甘贽过前，奯以针作扎势。甘贽整衣谢。妻问曰：“作么?”甘贽曰；“说不得。”妻曰：“也要大家知。”乃举前话，其妻顿悟云：“此去三十年后，须知一回饮水一回噎。”其女闻之，亦悟云：“谁知尽大地人性命被裔上座扎将去也。”道一弟子浮歪和尚被凌行婆摧折一上。希迁弟子长髭旷禅师之遇李行婆。从谂勘破台山婆。赵州许多婆子多知机要。如一婆子请转藏经。从谂下禅床转一匝，婆曰：“比来请转全藏，如何只为转半藏。”又从谂问一婆子；“何处去?”婆曰：“偷赵州笱去。”谂曰：“忽遇赵州作么生?”婆便与一掌。谂休去。一婆子人院云：“寄宿。”从谂曰，“者里是什么所在?”婆呵呵大笑而去。此外还有无语婆、插田婆等机缘语句，可见当时禅风的普遍。

净土教的流派  自道绰、善导建立了持名念佛的教化，慈愍三藏慧日传授天竺念佛方法，净土教有了不同的流派。继承慧日有承远、法照，继承善导的有少康。

承远初从资州智诜的弟子处寂学禅，密悟其道。开元二十三年(735)至荆州玉泉寺谒惠贞，从学有年。人衡山从通相受具足戒，究《四分律》。往广州从慧日受念佛三昧法。天宝初还衡山，专修般舟三昧，道化甚盛。贞元十八年(802)卒，年九十一。弟子法照于代宗永泰元年(765)入庐山，结西方道场修念佛三昧，后至南岳师事承远，大历元年(766)受五会念佛诵经之法。第一会平声缓念，第二会上声缓念，第三会非缓非急念，第四会渐急念，第五会四字转急念。二年(767)住衡州云峰寺，四年(769)于衡州湖东寺人九旬念佛道场，五年(770)至五台佛光寺，转往并州弘五会念佛。九年(774)撰《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大历末(779)人长安，撰《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代宗奉为国师，教官人五会念佛。

少康年七岁出家，十五于越州嘉祥寺受戒。五夏之后于上元龙兴寺听《华严经》、《瑜伽论》。贞元初(788)于洛阳白马寺得善导《西方化导文》，因一心净土，入长安光明寺礼善导影堂，南至江陵，适新定，乞钱诱小儿念佛一声，即与一钱。于乌龙山建净土道场。贞元二十一年(805)卒。时称为后善导。自此以后五会念佛法门不传。

律宗的纷争  唐代四分一宗有相部、东塔、南山三家并弘，代宗时宰相元载笃敬怀素，重其律要，奏请于成都宝园寺置戒坛，传东塔新疏，命如净为怀素作传。于时相部、东塔之间执见殊异，数兴争论。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因元载请，召两街临坛大德三学宗匠十四人，于安国寺采新旧两疏之长，别佥定一本，时如净为新章宗主。建中元年(780)撰成《新佥定四分律疏》十卷。但结果未能通行，仍许新旧两疏并行，各从学者所好。元和中因阗中龙兴寺结界，衡岳寺昙清习南山宗，与东塔宗义嵩征难结界羯磨，往返经州涉省，下两街新旧南山三宗共定夺。义嵩理亏，昙清义正。当时习南山宗者专注意《行事钞》的讲述，抄记有数十家之多。

佛儒两家的关系  自从隋王通主张儒佛道相调和以后，唐代统治者—‘直运用这一思想作为其宗教方针。但是王氏所谓三教调和，并不是在理论上互相融通，而是在推行上兼顾并重，同时共存。所以在初唐、盛唐时期三教各有所发展。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措施方面主要是利用儒术，在思想和风俗方面主要是利用佛道二教。所以在这时期内，佛教各宗得到建立、光大和普及。到了中唐时代，由于安史之乱，破坏了经济，人口丧亡。加以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政权由于宦官专权而日益腐败。财政收入虽迭经整顿和增加税目，仍是日益竭蹙。儒术的力量日衰，已不能挽救政治的颓废。佛教方面却由于人民苦于苛刻的税役，纷纷遁人寺院。各寺院也随着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富厚。因此在德宗禁止造寺度僧的情况下，一时排佛之风很盛。建中元年(780)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上言：“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加澄汰。其东川寺观请定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观留道士十四人，降杀以七，皆精选有道行者。余悉令返初。兰若道场无名者皆废。”德宗认为这制度可以在全国推行，便下尚书集议。都官员外郎彭偃认为李叔明的办法不妥，“去者未必是，留者未必非”，建议用取消特权和输庸的办法来限制。僧道未满五十岁的，每年输绢四匹，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岁者每年输绢二匹。其杂色役与百姓同。有才智者令人仕，请还俗为平人者听。其年过五十者请皆免之(引日唐书》卷一二七)。刑部员外郎裴伯言主张用年龄来限制，凡僧道一律限六十四岁以上，尼和女冠限四十九岁以上，许终身在道，余悉还为俗人。官为计口授地，收废寺观以为庐舍(《新唐书》卷一四七)。但是结果三人的主张都未施行。在制度上虽未有所改革，却引起儒家从思想意识上排佛的动机。

当时儒家将孔门弟子所感叹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提到论坛上来，以与佛教的“佛性与报应”之说相争衡。但是发生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主张完全自立己说，彻底否定佛教，并建立自己的道统以与佛教各宗派对抗，这便是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一派所主张的。另一派主张以儒为主，融合佛老吸取佛教中合理部分以壮大自己而否定佛教的宗教形式，这便是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所主张的。两派对于天道和性的解释各有所不同，互相争辩。

韩愈所立的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轲死不得其传。荀卿与杨雄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原道》)。其谈性，以为与生俱生的是性，接触于物而后生的是情，性是仁义礼智信，情是喜怒哀惧爱恶欲。而性与情各有上中下三品，因此有善、不善之分。而认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恶，杨雄道性善恶混都是一偏之见。其谈天道，主张听命于天，以为“贤与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与卫中行书》)。对于佛教的态度是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元和十三年(818)宪宗迎风翔佛骨人京师供养。韩愈上表极谏，因被贬为潮州刺史。

李翱生于大历中，贞元九年(793)初就州府贡举，曾以文谒见梁肃，得梁肃的赞赏。贞元十二年(796)始与韩愈相识。他在二十九岁时(约贞元时)曾作《复性书》三篇，主张人性善，而为七情所昏。“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游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这就与韩愈的性情各有三品之说不完全相同。李翱是贞元十四年(798)登进士第，《复性书》之作大约在此时期，在韩愈《原道》之前。后人以为《复性书》中有些词句近乎佛理，如“明与昏谓之不同，明与昏性本无有，则同与不同二者离矣。夫明者所以对昏，昏既灭则明亦不立矣”，“心寂不动，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是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等等，以为李翱的思想受了佛教的影响。《景德传灯录》中说他于贞元中曾参西堂智藏，元和中参鹅湖大义(二人皆马祖道一弟子)。又参药山惟俨，且赠以诗句，但是他在《去佛斋》文中说：“佛法之所言者，列御寇庄周言所详矣。其余则皆戎狄之道也。”以为佛理与庄列近，同非圣人之言，其宗教形式更是夷狄之道。李翱与禅德有些问答语句，更可证明他未了解禅宗，也不能说他接受了佛教思想。只是当时佛教理论在学术界中相当普遍，他间接得到一些理论的启示而发展了儒家思想而已。

柳子厚对佛教的态度显然与韩、李不同。认为韩愈“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蕴玉也”。认为佛教的理论“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赠僧浩初序》)。他自己说：“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宗元卒时年四十七岁，是十余岁时已习佛教。他的主张是“真乘法印与僧典并用而人知向方”(《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他接受佛教的业感缘起之说而主张“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而天地元气阴阳都不能“赏功而罚祸”。人之功祸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刘禹锡不同意将功祸完全归于人事，而主张“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以为“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论》)。这显然是得到贤首宗六相之旨的启发。这从其集中有《华严世界图赞》和《送宗密上人诗》可以得到证明的。他认为儒道之衰，是由于“儒以中道御群主，罕言性命，故以世衰而寝息”(《广禅师碑》)，也就是要振兴儒道，必须建立儒家的性命之学。后来的儒家正是走上这条道路。

第十四节  晚唐的佛教(827---907)

会昌灭法和大中复法  唐末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凡六帝八十一年，称为晚唐。当中唐德宗禁止建寺度僧以后，宪宗虽信佛，也未广事度僧。敬宗宝历二年(826)江西观察使殷侑请于宝历寺置僧尼戒坛，文宗大和三年(829)江西沈传师请起方等戒坛，都不准许而且受到罚俸的处分。但是私度却并未停止。终于在大和四年(830)祠部奏天下僧尼冒名非正度者具名申省，各给省牒，以凭入籍。当时一次申名者便有七十万(《僧史略》)。骤然增多这些僧尼，于经济上是有影响的。于是在大和九年(835)因李训的申请又加以淘汰。试僧尼读经五百纸，念经三百纸，不合格者悉令还俗。其后开成三年(838)因郑州牟县私置坛场，度僧一百六十人，刺史李欺受到罚俸的处分，而所度僧都勒归色役。

唐武宗李炎是穆宗李恒第五子，与敬宗李湛、文宗李昂为兄弟。开成五年文宗卒，宦官仇士良等迎之为帝。他为王时便好道术，因而扩大了佛道的矛盾，终至于毁灭佛教，而佛教在当时经济上所起的障碍作用也是被毁灭的主要原因。会昌元年的南郊赦文中便说：“富寺一一私置质库，与人争利。”首先限制私度的发展。会昌二年禁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后又敕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有浑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功，曾犯YIN养妻，不修戒行者并敕还俗。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田地庄园，收纳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者，亦任勒还俗，宛人两税徭役。当时京师自愿还俗的有三千四百九十一人。又限制僧尼蓄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二人。余各任本家收管，如无家的，官为货卖，与衣钵余物资财同收贮，僧尼所留奴婢中如有武艺及解诸药诸术等并不得留，也不许削发私度。

会昌三年武宗诞日，例于内道场设斋及佛道二教论议，当时不许诸大德服紫，太子詹事韦宗卿因进所撰《涅槃经疏》，被贬为成都尹。九月潞府节度使刘祯叛变。其在京留后院押衙畺孙走脱不知去处。有人告发，剃头在僧中隐藏。因疏理城中僧公案，无名者勒还俗。新裹头僧被打杀三百余人。

会昌四年禁供养佛牙，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圣寺、风翔法门寺佛骨都不许供养巡礼。有人送一钱，僧受一钱者都脊杖二十。将内道场经教焚毁，佛像除折，改置天尊老君像。皇帝诞日只请道士，不许僧人人内。道士说：“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武宗适为第十八代，黑衣者是僧人，恐有僧人夺位。因不许僧尼街里行，犯钟声。如有事须出，须于诸寺钟声未动前回寺，又不许别寺宿。违者并科罪。七月十五日诸寺设盂兰盆会供养花物尽搬人兴唐观祭天尊。敕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尽勒还俗，宛人色役。长安城内佛堂三百余所并除尽竟。又令毁拆天下尊胜石幢僧墓塔等。继而又毁拆天下小寺，佛像搬人大寺，钟送道观，僧尼勒还俗，递归本贯，宛人色役。其年老而有戒行者方得配大寺。

会昌五年先禁止天下寺舍新置园庄。勘检天下寺舍奴婢钱物斛斗匹缎等。先没收寺舍奴婢；凡身有艺业者军里收，无业少壮者货卖，老弱者填宫。奴婢五人为一保，走失一人罚二千贯。诸寺钱物及货卖奴婢赎钱都由官收，拟宛百僚禄料。以后又敕天下于四月一日僧尼年四十已下者勒令还俗归本贯。还俗讫后，四月十六日起令五十已下还俗。五月十一日起令五十已上无祠部牒者还俗，次令祠部磨勘牒有差殊者还俗，最后普行还俗。如有僧尼不伏还俗者当时决杀。天下铜佛铁佛以及铜器铜磬釜铛等尽碎毁称量斤两，委盐铁使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玉石尊像付度支，天下还俗僧尼缁服尽收焚烧，恐衣冠亲情恃势隐匿僧徒窃披缁服。焚烧已后如有僧尼将缁服不通出者处死。天下寺舍奇异宝佩珠玉金银，悉皆进上。当时僧尼本来贫苦，还俗后无衣可着，无物可吃，冻饿难忍，便人乡庄劫夺人物。当时黄河以北，镇(今河北正定)、幽(今北京)、魏(今河北大名)、潞(今山西潞安)四节度使不遵敕令，不拆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日本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并省天下佛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因为各州的寺院供置有唐代各帝的像，官吏于忌日要行香，因此上州留寺一所，僧十人，中州三人，下州并废。长安留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四寺，寺留僧三十人。洛阳留僧二十人，并改隶鸿胪寺。原来由僧尼主管的悲田院，改为养病坊，由诸州拣有名行谨信为乡间所称者专令勾当，并量给田十顷至三二顷，或与官钱置本收利，以充粥饭。

会昌六年(846)武宗暴卒，武宗的叔父李忱(宪宗第十三子)继位，五月便恢复佛教。长安除旧留四寺外更添八所，每州造僧寺，尼寺，各度三十人。节度府造三寺，每寺五十人。大中元年(847)令会昌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能修复，一任住持，不得禁止。僧尼仍改隶功德使，所度僧尼仍由祠部给牒。大中六年(852)祠部奏，剃度讫，仍具乡贯姓号申祠部告牒(《唐会要》卷四八)。大中十年(856)敕每岁度僧依本教于戒定慧三学中择有道性、通法门者度之。此外杂艺一切禁止。悲田养病坊仍差道人僧人专勾当。三年一替。

禅宗三家的成立  晚唐时代禅风大盛，遍于各地。会昌灭法，经籍全被焚毁，丧亡殆尽，各宗一时顿衰。唯有禅宗不藉经教，不立文字，更得到发展，于是先后有五家之成立。最先建立沩仰宗，次有曹洞宗，次有临济宗，次有云门宗，最后有法眼宗。沩仰宗创始于沩山灵佑，大成于仰山慧寂，盛行于五代，人宋便渐绝迹，流传时代约一百五十年间。曹洞宗创始于洞山良价，大成于曹山本寂，绍述于云居道膺。临济宗弘演于临济义玄。此两宗流传至今不绝。以上三家成立于晚唐时代。云门建立于云门文偃，勃兴于五代，隆盛于北宋，至南宋而绝，流传约二百年。法眼宗建立于清凉文益，宋初颇盛，后渐衰微，流传不及百年而歇。以上二家成立于五代时。

灵佑年十五依福州建善寺法常出家，于杭州龙兴寺受具，学大小乘经律，年二十三(793)谒百丈怀海，居参学之首。元和末(820)人大沩山，山峰峭绝，复无人烟。居五六年，山下居民为建同庆寺，禅徒至五百人。大中七年(853)卒，年八十三。撰《沩山警策》一卷行世。他的修禅方法，所谓“情不附物”。又说：“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弟子慧寂，年十八参南阳慧忠的弟子耽源应真。应真示以六代祖师圆相九十七个。慧寂看过便将火烧却说：但得用，不可执本也。嗣后圆相成为沩仰家风。慧寂侍应真左右数年，往见灵佑，侍奉十四五年，得传心印。住王莽山。乾符六年(879)住仰山。中和二年(882)卒，年七十七。沩仰宗旨，如意能所说“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所谓“一体异用”者是。慧寂自称于耽源处得名(用)，于沩山处得地(体)。慧寂始分别如来禅与祖师禅。灵佑的弟子智闲云：“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卓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慧寂说：“汝只得如来禅，未得祖师禅。”智闲说：“我有一机，瞬目视伊。若人不会，别唤沙弥。”慧寂乃说：“且喜师弟会祖师禅也。”慧寂以下分为西塔、南塔两系，未有杰出之士，所以逐渐衰落。

良价年十二(818)从道一弟子五浊山(浙江诸暨县)灵默出家。二十一(827)至嵩山受具戒，谒南泉普愿，次参沩山灵祜、云岩(湘南攸县)昙晟，参南阳慧忠无情说法语句，因水中睹影而大悟。大中末(859)于新丰山接众，后迁洞山弘化。咸通十年(869)卒，年六十三。着《宝镜三昧歌》、《玄中铭》、《新丰吟》等，有语录传世。良价立功勋五位：第一向、第二奉、第三功、第四共功、第五功功。僧问：如何是向?价云：吃饭时作么生?问：云何是奉?价云：背时作么生?问：云何是功?价曰：放下馒头时作么生?问：云何是共功?价曰：不得色。问：如何是功功?价曰：不共。所谓功勋五位是指参究的五层深浅次第。又以三渗漏辨验向上人之真伪：一见渗漏、二情渗漏、三语渗漏。以三路接人：一鸟道、二玄路、三层手。良价弟子以本寂、道膺为最。本寂年十九(858)出家，年二十五(864)受具戒，参洞山良价，盘桓数岁。后辞良价，放浪江湖。因众请开法于抚州吉水，志慕曹溪，改山名为曹山。后往宜黄荷玉寺。发挥洞上宗旨，明五位君臣旨诀。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全事人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君臣五位是：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有三种堕。堕是自在之义。一沙门堕(应化自在)、二尊贵堕(无着真宗)、三随类堕(触处皆真)。天复元年(901)卒，年六十二。曹洞一宗虽由洞山良价、曹山本寂而知名，但绍述实由于道膺。道膺年二十五于范阳延寿寺受具。初习小乘律仪，后诣翠微山参学三年。往谒洞山良价，为室中领袖，初止三峰，后开云居山，三十年开发玄键，徒众常有千五百人。天复二年(902)卒，年寿未详。后世法脉都是道膺的系统。曹山法嗣四传而绝。

义玄，出家受具后博探经论，精究毗尼，往参黄檗希运，经三年后，因三次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三度被打。欲往游方。希运令往问高安大愚(道一再传弟子)，因得彻悟，还礼希运。后返乡往镇州(河北正定)临济院，学侣奔凑。上堂，僧问：如何是第一句?玄曰：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问：如何是第二句?玄曰：妙解岂容无着问，沤和争负截流机。问：如何是第三句?玄曰：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藉里头人。玄又曰：一句话须要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妆等诸人作么生会。下座。这便是临济宗的根本法门，三玄三要。问：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玄曰：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三即一。又云：若第一句中得，与佛祖为师；若第二句中得，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又云：山僧此间作三种根器断。如中下根器来，我便夺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俱夺。如上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人俱不夺。如有出格见解人来，山僧此间便全体作用，不历根器。晚参示众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时有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玄曰：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儿垂发白如丝。问：如何是夺境不夺人?玄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问：如何是入境两俱夺?玄曰：并汾绝信，独处一方。问：如何是人境俱不夺?玄曰：王登宝殿，野老讴歌。这便是临济宗接待学人的方法——四料简。示众云：我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先照后用有人在，先用后照有法在，照用同时，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针锥。照用不同时，有问有答，立宾立主，合水和泥，应机接物。若是过量人，向未举前撩起便行，犹较些子。这便是临济宗的四照用。又问僧云：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么生会?僧拟议，玄便喝。这就是临济四喝。示众云：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如宾主相见便有言谈往来，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或把机权喜怒，或现半身，或乘师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抬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便被学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盲之疾，不堪医治，唤作宾看主。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只随学人间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宾。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知识辨得是境，把得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知识即云，咄哉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此唤作主看主。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唤作宾看宾。大德，山僧所举皆是辨魔拣异，知其邪正。这是所称临济四宾主。与曹洞宗的四宾主含义不同的。义玄于咸通八年(867)卒，年寿未详。门下有兴化存奖、三圣慧然、灌豁志闲等二十二人，以存奖为其首座，住魏府兴化寺。慧然受义玄付嘱，编集其语录，称雄门下。奖传宝应慧颐，颐传风穴延沼，于五代时大振临济宗旨。

佛教在文艺界的发明创作  当中唐的晚期，唐代的佛教化逐渐走上大众化的趋势。高深繁琐的经论和其讲述不是一般信徒所乐于研究的。除了不立文字的禅宗，专重持名的净土教而外，对于经论只希望有通俗的讲述，于是俗讲和变文就发生了。变文是用通俗的词句将深奥的经文加以敷演，成为说唱的文艺作品，由俗讲法师来说唱。说唱的规制也有法师，有都讲。首先由法师先说唱一段“押座文”，叙说讲唱的缘起，然后再入变文。变文的兴起，可能是在中唐时代。张佑曾讥笑白居易所作《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为“目连变”。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最初兴起的有“目连变”，因而以此相讥笑(事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一)。到了晚唐之初，文宗时有文溆为俗讲法师，讲唱时，创为声调，听者填咽寺舍，时人呼为和尚教坊(唐赵磷《因话录》)。唐文宗曾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溆子》(《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引唐《卢氏杂说》)。近代敦煌发现的唐人写经中有《维摩变》、《降魔变》、《八相成道变》等数十种。文字甚为美丽。也有属于一般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的，如《舜子至孝变》、《伍子胥变》等。这些作品在俗文学中发展为宋代平话，以及明清的弹词等，在佛教中发展为宋代的说经以及明清的宝卷。这种俗讲既受到群众的欢迎，也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会昌元年(841)敕左右街七寺开俗讲(日僧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佛教既得到普及，重要经论的研究相当减少，而一般持诵的经典的需要却大为增加，以至不是原来经生抄写所能供应的。于是便由原来用泥范拓模佛像的技术发展为雕板印刷的技术。据元徽之所作《白居易诗集序》中曾说：当时曾有人以白居易诗印本换取茗酒。又当时政府禁止民间私置日历版片。日本僧宗睿曾于咸通六年(865)由中国携回四川印本《唐韵》、《玉篇》。近代敦煌发现的唐代经卷中有咸通九年(868)木刻印刷的《金刚经》，是王价出资刊刻的，卷首有刻板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穆肃。司空图有为洛阳敬爱寺惠确募刻律疏文，文中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晚唐时代发明了雕板印刷的技术，主要用于佛教经典和民间常用的通俗书籍。至于绘画方面，有周防创水月观音之体，风行于时。由于通俗的要求，各寺壁画更为繁多，其中密宗的题材有如五如来、如意轮观音、千手观音、八大明王等，此外如西方变、西方三圣、维摩变、药师十二神、释迦十弟子、三乘渐次修行变、二十八祖以及天王鬼神等像，所在常有。树立经幢之风也较盛，以《尊胜陀罗尼》幢、《大悲心陀罗尼》幢、小b经》幢、《金刚经》幢为最多。

第十五节  五代的佛教(907---960)

五代佛教的大势  唐代黄巢起义，经十年之久，最后虽被扑灭，而唐政权因此而逐渐崩溃，以至覆亡。朱温夺取了唐政权而建立梁代，以后次第后唐、晋、汉、周相传(908  959)，不过五十二年而已。在此时间，变乱相仍，各地方政权相继独立，先后有十国之多。五代所辖区域既狭，战争浩繁，佛教仅维持现状，反不及各地方政权区域比较安静，经济也相当富裕，佛教也较为活跃，但只是禅宗而已。

梁代的佛教制度，停止了皇帝诞日佛道二教在内殿讲论的制度，只是由官吏到寺行香，对于有名望的高僧，仍常赐紫衣和师号，有时也禁屠宰，在佛寺修佛事以祈禳。龙德元年(921)因祠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规定只准每年皇帝诞日在京城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度僧只准到京城京坛，由祠部给牒。僧官只置两街僧录，而废止道录和僧正。

后唐同光二年(924)恢复嵩山琉璃戒坛度僧百人。天成元年(926)恢复皇帝诞日佛道二教于内殿讲论之例。并令官坛受戒，禁止私度。旧寺不得毁废，亦不得辄有建造。天成二年(927)除并天下无名额寺院。清泰二年(935)规定每年诞节度僧，僧尼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科、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立经法科、讲论科、文章科、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

晋代天福二年(937)诞节召左右街僧录入内讲经。天福四年(939)禁城郭村坊不得创造僧尼院舍。天福五年(940)令国忌日百官行香后饭僧百人。开运二年(945)禁止天下僧尼典卖院舍。

汉代年浅，无所改易，但也与以前各代一样到道宫佛寺祈雨、祈雪。

周广顺三年(953)废除开封都城内无名额僧尼寺院五十八所。显德二年(955)寺院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限敕到五十日内并毁废送官。显德三年(956)因为缁徒犯法无有科禁，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奸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因敕诸道府州县镇村坊无敕额寺院一律停废。若是县内满二百户的村镇，其中无有敕额寺院，可就应停废寺院选留一所最大的。今后不许创造寺院兰若及开置戒坛。男子出家须得父母祖父母许可。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经文百纸或读经文五百纸，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经文三百纸，经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方许剃头。如私剃者勒还俗，本师主决重杖，勒还俗，仍配役三年。在两京、大名府、京北府、青州各处置戒坛，受戒时，两京由祠部差官引试，余处由本判官录事参军引试。私受戒者，其本人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并同私剃头例科罪。禁止僧尼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望水圣灯妖幻之类。犯者派配边远，勒还俗。每年四月十五日后造僧帐两本，一本奏阅，一本申祠部。僧尼籍帐内无名者勒还俗。是年诸道合留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这便是佛教三武一宗之厄中的周世宗灭法。其主要原因由于当时中国乏钱，所以搜括铜像铜器用以铸钱。但各藩国未有废除，如吴越杭州存者四百八十寺。

唐末僧侣西游者多，五代时多有回国者，同时西僧也有来华的。梁开平元年(907)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进辟支佛骨及梵笑经律。唐天成二年(927)也有僧自西国取经回，献佛牙。晋天福二年(937)赐摩竭陀国大菩提寺三藏室利缚哕号宏梵大师。天福六年(941)迦叶弥陀国僧喧哩以佛牙泛海而至。

十国佛教的大势  十国是湖南的楚(896  951)，荆南的南平(907-963)，四川的前蜀(891-935)，两浙的吴越(908--978)，广州的南汉(907--971)，淮南的吴(892  937)，福建的闽(886  945)，四川的后蜀(934  965)，江南的南唐(937--975)，山西的北汉(951—979)。其中佛教得到发展的有吴越、南汉、南唐、后蜀诸国。楚与南平未建年号，只是以世袭的王位统治一方而已。

楚国马氏自马殷据湖南，至希崇降唐凡六主，五十六年。初马殷对于佛教也同一般的信重，洞山良价的再传弟子献蕴到楚国时，马殷曾出城延请，问如何是祖师西来大道?并请入府供养(《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子希范延僧洪道为报慈寺住持，待以国师之礼。诗僧虚中与王子希振情好甚笃。文喜、乾康也以诗名。希范卒，弟希广立，深信巫觋及沙门之语。其兄希萼来攻，希广令僧日夜诵佛经，王被缁衣膜拜念宝胜如来，卒被擒杀。

南平高氏自高季兴至继冲凡四世五王，合五十七年。龙德元年(921)高季兴以僧齐己为僧正，给其月俸，礼待于龙兴寺。迎文了住紫云院，以善烹茗授定水大师。清泰三年(936)子从诲迎弥勒像于万寿寺。天福三年(938)又立僧伽妙应塔。季兴五女皆出家为尼，各居一寺。

前蜀王氏二主三十五年。先主信重佛教。武成元年(908)诞节，诸僧进辟支佛牙。常游龙华寺、宝历寺。光大元年(948)有西域番僧满多三藏来游峨眉，不久归国。诗僧贯休甚得崇遇，赐号为龙楼待诏明因辨果功德大师翔麟殿引驾内供奉经律论道门选练教授三教元逸大师守两川僧录大师食邑三千户赐紫大沙门。蜀地自唐时玄宗初次避乱入蜀，其后黄巢起义，攻人长安，僖宗逃人蜀时，长安文艺之士两次多随之而来，所以蜀地文艺之风很甚，如杜龁龟、高遒兴都善佛像罗汉，宋艺善写貌，贯休亦善绘罗汉，形多古野。

后蜀孟氏二主三十二年。先主亦信佛。唐天成二年(927)遣僧五人送佛牙于唐，长一寸六分，是僖宗人蜀时所留的。建国以后二主皆常至大慈寺避暑。后主于诞节至佛寺散香。广政五年(942)有西域番僧来。广政十九年(956)赐诗僧可明钱十万帛五十匹。后主弟仁操亦深究禅理。善绘佛道人物的有蒲师训、高从遇(高道兴子)、石恪、景焕、赵忠义，杜敦安(杜靓龟子)。蒲师训师房从真，石恪师张南本。僧昙城善篆法，僧晓峦善草书。

吴越钱氏三世五主。江浙地区佛教旧来兴盛，钱氏五主亦极为信重。光启三年(887)请文喜(仰山慧寂弟子)住龙泉廨舍，大顺元年(890)请赐紫衣，贞明五年(919)武肃王钱谬为黄檗希运的弟子宗彻增修其寺为罗汉寺，迁其塔于大慈山麓。创天册寺请道怤(雪峰义存弟子)居之，由是吴越盛于玄学。文穆王元罐时全忿(仰山再传弟子)住雪峰山寺，赐名曰清化禅院，师号纯一。忠献王宏佶为灵照(雪峰义存弟子)创报恩院，延请开法。忠懿王宏俶请子仪开法于罗汉、光福二寺。又延宗靖(雪峰义存弟子)入府，署六通大师。特别是宏俶迎法眼宗第二世天台德韶禅师为国师，请问道法，以赞宁为两浙僧统。赞宁博物多识，辨说纵横，撰有《宋高僧传》、《僧史略》、《笱谱》等书。于烟霞洞雕十六罗汉像。

南汉刘氏自刘隐据广州，凡五主合六十五年。刘?信重佛法，常请文偃至府问法，赐号匡真禅师。后主刘长于大宝十年(967)造千佛塔于兴王府(今广州光孝寺铁塔)，刘晟问文偃弟子子祥：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又问章禅师：如何是禅?足见当时宗风之广。

吴杨氏，白杨行密据杨州，凡四主四十六年。吴代徐温专权，吴王幼懦。徐温尝建兴教寺，又与石头大师善，使伺宋齐邱之为人。对于佛教无所可述。

闽王氏，自王审知据福建，至延政降唐，凡七主合六十年。王审知请行蹈(雪峰义存弟子)转*轮。创保福禅院，请从展居之，开堂日，审知礼跪三请，躬身扶掖升堂。于鼓山创万岁寺，请神晏(雪峰义存弟子)开法，奉为国师，演法三十二年，学侣一千余众。子辚亦屡向神晏问道。师备(雪峰义存弟子)居玄沙山，王审知待以师礼。师备示寂，审知遵其遗命，请寂照继席。

南唐李氏三主三十九年。李异升元元年(937)改徐温所建兴教寺为清凉寺，延悟空居之。二年(938)改瓦官寺为升元寺。李璟保大元年(943)悟空卒，延文益入居之。保大九年(951)请隐微居龙光禅院，请清禀(云门文偃弟子)人澄心堂集诸方语要，十年乃成，为先主造寺名奉先寺，请深禅师开堂。李璟迁都南昌，隐微随之住大宁精舍，又建寺请圆智转*轮。延请善道，待以师礼。后主李煌奉佛尤甚。开宝二年(969)普度诸郡僧，开宝三年(970)崇修境内佛寺。都下供僧逾万人。造塔建寺，帑藏空虚。宫中造寺十余，城内建塔寺几满。广出金钱，募民为僧，有道士为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奸者令礼佛百拜，便释之，由是奸滥公行。诸郡断死刑，奏牍遇斋日，则于宫内燃佛灯，达旦不灭则贷死，富商大贾犯法者厚赂左右，辄续其灯，获免甚多。宋人知其佞佛，遣少年有口辩者入唐为僧，尽得其国中虚实。围城之日，后主尚在净室听沙门讲《楞严》、《圆觉》经。由于李主擅长文学，一时知名画家如周文矩、曹仲元、陶守玄、王齐翰等都善道释鬼神，仲元初学吴道玄，不成，尊其法，别作细密，以自名家。

北汉刘氏三世四主二十九年。刘钧以五台山僧(刘)继颐署鸿胪卿，参预国政。继颐多智数，善商财利，于团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官收十之四，国用多于此取给。刘继元兼通禅学，常假继颐紫檀如意秉以挥谈。建天龙寺千佛楼。

云门法眼两宗的成立  石头希迁的法派经天皇道悟、龙潭崇信、德山宣鉴、雪峰义存以传于云门文偃而建立了云门宗。文偃依空王寺志澄出家，于毗陵坛受具，从澄学律数年，往参睦州陈尊宿，后人雪峰谒义存，温研积年，得付心印。历访诸方十七年，南北数千里。后于韶州灵树院如敏处为首座。如敏卒，南汉主刘氏请以继席。后迁云门山，凡三十余年，建立了云门宗，南汉乾和七年(949)卒，年八十六。文偃接人，擒纵舒卷，纵横变化，极尽神妙。凡对机往往多用一字以酬应，丛林目为“一字关”。又逢僧必以目顾曰：鉴!僧拟议，便曰：咦!门人录为“顾鉴咦”。文偃示众云：涵盖乾坤，目机铢两，不涉万缘，作么生承当。众无对，自代云：一镞破三关。后来其弟子德山缘密分析其语云：德山有三句语：一句涵盖乾坤，一句随波逐浪，一句截断众流。并作四颂颂之。缘密又有八颂：褒贬句，辨亲疏，辨邪正，通宾主，抬荐商量，提纲商量，举实商量，委曲商量。以明对机勘机之旨。文偃有时云：光不透脱，有两般病：一切处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隐隐地似有个物相似，也是光不透脱。又法身亦有两种病：法执不忘，己见犹存，坐在法身边是一；直透得法身去，放过即不可，子细检点来，有甚气息，亦是病。又云：古人大有葛藤相为处，只如雪峰和尚道：“尽大地是你。”夹山和尚道：“百草头上存取老僧，闹市里识取天子。”洛浦和尚云：“一尘才起，大地全收。一毛头师子，全身总是你。”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岁深，自然有个人处。这便是后来看话头的起源。

雪峰义存的另一弟子玄沙师备传与罗汉桂琛，琛传清凉文益，建立法眼宗。文益七岁出家，为新定智通院全伟弟子，于越州开元寺受戒，往明州郧山育王寺，从希觉律师学，兼探儒典，以文章游心。后见福州长庆慧棱(雪峰义存弟子)，未契玄旨，往谒桂琛，求抉择，月余于言下大悟。历访江表丛林，至临川，州牧请住崇寿院。南唐李异请住金陵报恩禅院，后迁清凉寺，朝夕演法，诸方丛林咸遵风化，使玄沙师备的法门，中兴于江表。显德五年(958)卒，年七十四。谥大法眼禅师，称其法派为法眼宗。文益宣扬法门，融合禅教，以华严圆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理发明石头明暗理事回互之妙用，作有《华严六相颂》、《三界唯心颂》，又作《参同契注》，今不传。尝说：理无事而不显，事无理而不消。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理不事。又以事理相资解释曹洞的偏正明暗和临济宗的主宾体用。曾作《宗门十规论》批判当时禅门之弊。文偃传天台德韶，韶传永明延寿。寿撰《宗镜录》一百卷，更显禅教圆融之理。兼弘净土，撰《万善同归集》，以明唯心净土之旨。

第六章  流派蔓衍时期

第十六节  北宋的佛教(960—1127)

僧官制度  宋代管理僧道的制度，大致遵循唐代旧规而略加变更。主管僧籍的是祠部和鸿胪寺。祠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祠典，道释祠庙医药之政令，凡宫观寺院道释，籍其名额，应给度牒。若颁发空名度牒应不超过定数。鸿胪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赐给送迎之事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释籍帐除附之禁令，少卿为之贰。左右街僧录司掌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宋史·职官志》)。就是度牒由祠部发给而教门事务由鸿胪寺掌管。鸿胪寺所管辖的僧官就是左右街僧录司及各州僧正。左右街僧录司原由功德使选补。真宗景德二年(1005)因道官上言：“功德使选定迁补，所置或非其人。”于是真宗亲临便殿引对诸寺院，首询行业优长者次补左右街僧官，景德三年(1006)命知制诰李维、直史馆路振、直集贤院祁玮出经论题考试左右街僧官，以定迁序(《宋会要·僧道官门》)。

左右街僧官有僧正、僧录、副僧录、讲经论首座、鉴义(又称守阙鉴义)名额大约各二人。此外又有额外守阙鉴义。天圣八年(1030)开封府言：勘会左右街僧正僧录管干教门公事，其副僧录，讲经论首座、鉴义并不管干教门公事。诏今后左右街副僧录并同管干教门公事。僧官每年遇圣节进功德疏。自僧录至鉴义十人各特敕祠部度一名系帐行者。崇宁元年(1102)又诏僧官免试(《宋会要·僧道官门》)。

度僧制度  宋时度僧制度也仍唐旧习，是出家后，先于寺院作童行者，登籍于祠部。然后经过考试，合格者，由祠部发给度牒为僧，再至戒坛受具足戒，仍由祠部给与戒牒为验。度僧和传戒，一般都是在皇帝的诞日举行，其他吉庆日也特许度僧。

宋朝对于度僧是严格控制的。每年度僧名额有定限，是案各州现有僧数规定的，开宝中(968  976)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考以读经三百纸为及格，至道元年(995)又规定以现在僧数每三百人度一人，考试是念经百纸或读五百纸。未登籍的童行不准预试(《宋会要·披剃门》)。仁宗天圣四年(1026)规定僧礼念经四卷已上，读八卷已上，尼、道士、女冠礼念三卷已上、读七卷已上者为合格。至和元年(1054)诏乾元节度僧尼，自今两浙、江南、福建、淮南、益、梓、利、夔等路限僧百人度一人，尼五十人度一人。京师及他路僧尼五十人度一人。

宋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三人，岁度千人。太平兴国七年(982)西京诸道系帐沙弥未剃度者并特予剃度，后不为例(《宋会要》)。雍熙二年(985)又准天下应系二年所供帐有名者并许剃度(《宋会要》)。真宗天禧三年(1019)大赦天下，普度道释童行。因为诸州童行披剃，祠部胥吏纳赂启俸，有若市价，或十年不得文牒者。于是令尚书左丞林特，右谏议张士逊提举祠部普度文牒。凡度僧二十三万一百二十七人，尼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三人。僧尼骤增。但是以后还是逐渐减少的。真宗天禧五年(1021)僧397615人，尼1239人(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天下人口是21976965人)。仁宗景枯元年(1034)僧383520人，尼48742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僧348108人，尼48417人。神宗熙宁元年(1068)僧230761人，尼34037人。神宗熙宁八年(1075)僧203502人，尼未详。神宗熙宁十年(1077)僧202872人，尼29692人(《宋会要》)。每年度僧的数目，神宗熙宁八年僧尼道土女冠牒九千余道，至徽宗时，岁给度牒凡三万道。

凡考试不及格而滥予剃度的有罚。僧死及还浴，应将度牒缴还祠部。私度及买伪滥文书为僧者有罚。太宗至道元年(995)凡不及格而辄度者，知州、通判职官并除。干系人吏、三纲、主首本犯人决配。私度及买伪滥文书为僧者，所在官司点检。许人告发。犯者刺面决配牢城，尼即决还俗。真宗咸平四年(1001)规定尼年十五，僧年十八方许剃度受戒。咸平五年、六年(1002、1003)令天下有窃买祠部牒为僧者一月内自首，违者论罪。少壮及曾作过犯者配军。景德二年(1005)因福建寺院行童有依僧影出家者，诏今后出家并须礼现存僧尼为师。大中祥符六年(1013)因岁放童行游惰之民，不习经戒至有为寇盗者，规定自今童行试经，责主首僧保明行止方得剃度。如验不公及保明失实者科罪。天禧二年(1018)规定祖父母、父母在，别无子息恃养及刑责奸细恶党山林亡命，贼徒负罪潜窜及曾在军带瑕痕者并不得出家。寺观容受者，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僧尼、邻房同住并科罪。有陈告收捉者，以本犯人衣钵充赏。其志愿出家者并取得祖父母、父母处分，己孤者问取同居尊长处分。其师主须得听许文字，方得容受。童行候祠部方许剃发为沙弥。如私剃度者勒还俗，本师主徒三年，三纲知事僧尼杖八十并勒还俗(《宋会要》)。全国有僧戒坛七十三处；东京一；京东四：青、郓、徐、登；京西六：河南、许、兖、随、颍、邓；河北三：大名、真定、沧；河东五：并、潞、晋、绛、汾；淮南九：杨、庐、寿、楚、泗、通、泰，舒、蕲；江南十四：江宁、宣、歙、池、江、太平、饶、信、洪、抚、处、吉、筠、袁；两浙十五：杭、苏、明、越、湖、润、常、秀、睦、温、台、衢、婺、处、江荫：荆湖六：潭、衡、永、郴、全、道；福建三：福、漳、泉；川陕七：益、绵、汉、眉、彭、印、陵。尼受戒只于本寺起坛受戒，由尼大德主之。

度牒制度  童行剃度领取度牒，是要缴费的，每道纳钱百缗(《宋会要·披度门》)。每年度僧既有限额，且须考试，私度又有罪罚。于是政府可以出卖空名度牒，成, 为宋代经济中一项重要收入。对于名僧，赐以紫衣，有紫衣牒，可以出卖空名紫衣牒。最初只是利用于筹款赈济，其后逐渐用于修建以及茶盐资本，亦可以为赏赐。英宗治平四年(1067)给陕西转运使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县(《宋史·英宗纪》)。神宗熙宁七年(1074)赐环庆安抚司度僧牒以募粟赈汉蕃饥民(《宋史·神宗纪》)。李杞人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博马，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宋史·食货志》)。神宗元丰六年(1083)赐度僧牒修应天府城门及西桔寺。哲宗元祜四年(1089)苏轼守杭州，大旱饥疫并作。轼请赐度僧牒易米，以赈饥者，又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开浚西湖，筑成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杭人名为苏公堤。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给度僧牒、紫衣牒千道为营造费，建景霄西宫，以奉安神宗及哲宗的神位。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请榷江淮七路茶，官自为市。买茶本钱以度牒、米盐钞、请道封椿坊场常年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又变更盐钞法，东南盐本或缺，滞于客贩，增给度牒及给封桩坊场钱通三十万缗。崇宁三年(1104)置买钞所于榷货务。凡以钞至者并以米盐、乳香、茶钞并东北一分及官告、度牒、杂物等换给。米盐钞换易五分，余以杂物。此后整理钞法给价杂物中都有度牒在内。如崇宁四年(1105)毛注所议和大观四年(1110)张商英所立增纳之法皆如此(《宋史·食货志》)。度牒既有定价，因此也可以作为赏赐之用。神宗熙宁二年(1069)因宦官黄怀信创制浚川杷以浚河，赏以度僧牒十五道(《宋史·河渠志》)。徽宗初，陈瑾出都，皇后畀以十僧牒为行装(《宋史·陈璀传》)。

经济制度  历来僧道都免徭役。仁宗景佑中(1034—1038)诏出家者须落发为僧，乃听免役，也就是童行不能免役。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新法，立免役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部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免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熙宁五年(1072)诏寺观奉有皇帝像位者免助役钱。哲宗元祜元年(1086)司马光为相，停止新法，以为下户单丁、女户、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是赋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规定官户、寺观、单丁、女丁有房产月收直十五千，获田中熟所收百石以上者出助役钱。元佑二年(1087)规定诸路坊部五等以上(户分九等)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者并减五分，余户等下此者悉免输(《宋史·食货志》)。

寺院的田产非经过特许，不得免税。真宗时有僧求内除免田税，知开封府张逸执不许(《宋史·张逸传》)。至于寺院的船只经过关津，可以申请免税。徽宗建中靖国初(1101)，比年官吏营私牟利者众，宫观寺院多有专降免税之旨，皆以船艘买贩。宣和二年(1120)规定宫观寺院，官僚之家商贩，令关津收阅。如元丰法输税。

寺院购置田产曾一度被禁止。仁宗时禁止近臣置别业京师及寺观勿得市田。并且举真宗崩时，由遣中人持金赐玉泉山僧寺市田，言为先帝植福，以后不得为例。但是寺院却借此进行买田。明道二年(1033)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顷岁中人至涟水军称诏市民田给僧寺，非旧制。诏还民田，收其直入官。其后势官富姓占田成俗，寺观市田当然也无从禁止了。

至于建造寺塔虽无禁止，而用金铜，则有禁令。太祖乾德元年(963)曾禁毁铜佛像(《宋史·法祖纪》)，同时在开宝三年(970)也禁止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宋史·食货志》)。大中祥符元年(1008)诸州寺观有以金箔饰尊像者，据申三司，听自资金银工价就文恩院换给。二年禁毁金宝塑浮图像。八年(1015)诏像前供养物，一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见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开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用金装假果花枝、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宋史·舆服志》)。仁宗天圣七年(1029)禁京城兴造寺观。景祜元年(1034)毁天下无额寺观。康定元年(1040)禁以金箔饰佛像(《宋史·仁宗纪》)。

神宗时令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者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者听之。徽宗崇宁三年广为漏泽园，置籍瘗人。安济坊疗治病人，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给牒各一道。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行童(《宋史·食货志》)。

天台宗的中兴和山家山外之争  天台宗自湛然、道邃师资光大祖道以后，进入晚唐时期，又值唐武宗灭法，焚毁一切佛典，仅由道邃弟子广修、物外、元诱次第相承，在天台讲说止观而已。其他天台典籍残缺无传。五代时元诱弟子清竦传义寂居国清寺。义寂请于吴越王弘俶派人到日本及高丽，求取教典。至宋建隆元年(960)高丽遣谛观来，送论疏诸文与义寂。义寂得以讲说，平生讲三大部各二十遍，《维摩》、《金光明》、《梵网》、《金刚镩》、《法界观》、《永嘉集》各数遍。义寂以授义通(927  988)，义通以授知礼(960—1028)，知礼大弘讲说，中兴了天台教观，成为天台宗的正统，称为山家派。清竦的另一弟子志因传晤恩(986卒)，恩传源清(996卒)，清传智圆(976—1022)与庆昭，昭传咸润和继齐，这一派持论往往与山家派不同，争论甚烈，称为山外系。山家派中当辩论之冲者是知礼。山外系参加辩论的有晤恩、庆昭、智圆。知礼有弟子仁岳，后亦背师说，附于山外。其后山外系传者无人，山家派的传承有知礼的弟子本如、尚贤、梵臻三家。

山家山外争论，首先是由于当时由国外得回的智顗《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二本，略本缺后十法观心之文。晤恩撰《金光明经玄义发挥记》，专解略本，认为广本观心之文是后人擅添。弟子源清、洪敏二人撰难词二十条辅成师说。于是知礼撰《扶宗记》，主张广本十种观心之义，驳斥了晤恩。庆昭与智圆便撰《辨讹》与知礼辩论。知礼又撰《问疑书》向之诘问。庆昭有《答疑书》。知礼又撰《诘难书》，庆昭又撰五义回答。知礼又作《问疑书》，庆昭经年未答，知礼又作《覆问书》催促，庆昭又作《释问》。往返经了七年之久。景德四年(1007)知礼又总结以上五书辩论的义理，作《十义书》，并立了二百问，向之征询。十义是：一不解能观之法，二不识所观之心，三不分内(心)外(色)二境，四不辨事(修善修恶)理(性善性恶)二造，五不晓观法之功，六不体心法之难，七不知观心之说，八不会观心之义，九不善销文，十不闲究理。派弟子本如持往杭州面议。智圆时无法回答，只可邀钱塘太守以“来无公据”，遣还不再作回答。其后智圆又作《金光明经玄义表微记》，仍斥广本。知礼于天圣元年(1023)撰《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论破之。第二争论是景德元年(1004)知礼撰《十不二门指要钞》，成立别教之理，真如亦有随缘之义，破斥源清所作《十不二门示珠指》，所明别理不随缘义。庆昭弟子继齐撰《指滥》，以为真如不变随缘只是圆教之理，别教无有此义。知礼作二十问申明己意。玄颖代继齐作《征决》。子玄也作《随缘补》助成继齐、玄颖二人之说。知礼弟子仁岳作《十门析难》总驳斥了继齐、玄颖、子玄三人之说。第三争论是天禧三年(1019)知礼撰《消伏三用章》，发挥智顗《请观世音消伏毒害陀罗尼经疏》中明用章之义，破斥智圆所作《请观音经疏阐义钞》，所谓“消伏理毒，既可断故非是性恶”是为不知性恶是理毒之义。庆昭门人咸润作《签疑》，说三种消伏只是就圆教而谈。仁岳乃作《止疑》。引据疏文，说明就四教十法界以除三障的道理。第四争论是天圣五年(1027)知礼撰《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庆昭的门人咸润又作《指瑕》，攻击《妙宗钞》，认为独头之色不具三千。仁岳作《抉膜》以破之，说明色心不二，色具心具的道理。仁岳虽然屡次为师门扞御外侮，但是最后却背离了师义。仁岳因与尚贤讨论《妙宗钞》中所说观心观佛之义，不能决定，请教于知礼。知礼示以约心观佛，据乎心性观彼依正。仁岳不同意，去往天竺，因作《二身寿量解》，进行驳难，请知礼修正钞义。知礼乃在钞中增加了十三番料简破斥仁岳。仁岳作《十谏书》与知礼。知礼作《解谤》答之，认为仁岳《十谏》成增减二谤，仁岳再作《云谤》。知礼时已有病，因不作答覆。其后知礼的再传门人希最作《评谤》以辨之。这便是第五争论。

其后又有知礼三传弟子从义，作《止观义例纂要》，以十乘观法中初观不思议境、性德之境为真如理，修德之境为唯识事。继忠弟子处元作《止观义例随释》以斥驳其谬误。

贤首宗的复兴  贤首宗自宗密卒后，适逢会昌灭法，各宗典籍一时丧亡殆尽。贤首宗传承也不绝如缕。宗密传妙元本奥，奥传开明普朗、朗传元显法现、现传灵光洪敏。洪敏曾学于天台宗晤恩，为山外系，曾参加了《金光明经玄义》广略二本的论战。敏传长永子璿，始复兴贤首宗。其门人净源(1011—1088)亦撰作诸疏，大振法化。当此时有高丽王子义天送回华严宗章疏，投净源之门，于是教文方得再备。嗣后有道亨作《华严一乘教义章义记》，观复作《教义章析薪记》，希迪作《教义章集成记》，师会作《教义章复古记》。世称为宋代四大家。其后又有义和作《无尽灯章》，以华严宗旨偏赞西方净土，复庵作《华严纶贯》，鲜演作《华严玄谈抉择》，戒环作《华严》、《楞严》、《法华要解》等。但都是继承宗密门风，以禅顿为人门阶梯，而以《楞严经》为中心。

子璿于九岁时师事普慧寺契宗，诵《楞严经》，十二岁受沙弥戒，十三岁受具足戒。太平兴国中(976  984)诣秀州灵光寺从洪敏听讲《楞严经》，至耳根圆通中“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句有省。后究华严奥旨。往谒滁州琅琊慧觉(临济宗汾阳善昭弟子)，欲留常侍。慧觉勉以扶持大宗，乃去至长水(河南洛宁县西)专事讲述，讲《行愿中国佛教史钞》、《法界观》、《圆觉经》、《十六观》等数十会。撰《楞严经疏》、《金刚经疏论要刊定记》、《大乘起信论疏笔削记》。大中祥符六年(1013)署长水疏主楞严大师之号，宝元元年(1038)卒，年七十五。弟子净源，泉州人，世称晋水大师，初受《华严》于五台承迁，迁与洪敏为同门，学合论于横海明覃，南返师事长水子99，听讲《楞严》、《圆觉》、《起信》。主泉州、杭州诸寺。着有《仁王经疏》、《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原人论发微》、《云间类解》、《普贤行愿修证仪》、《楞严道场修证仪》、《圆觉道场修证仪》等。净师传神莹希冲，冲传道鸣妙观，观传玉峰师会。师会撰《一乘教义章焚薪》，批评《华严教义章析薪记》之失。钻研《孔目章》、《五十要问答》、《搜玄记》、《探玄记》，究十玄六相之旨。乾道二年(1166)撰《华严教义章复古记》，至断惑分齐章，未竟而卒。门人善熹续成之。师会又作《心经疏连珠记》、《华严同教一乘策》，希迪为之注；《同教问答》，善熹为之注。

临济宗的分支  自义玄建立了临济宗旨，经兴化存奖、南院慧颐以传至风穴延沼。沼于五代时居汝州风穴寺。风穴窟中出一师子儿，谓首山省念。延沼、省念于四料简、三句语、四宾主、四照用，各有着语，极为精辟。省念传汾阳善昭，光大了临济之道。昭历诸方老宿七十一员，皆得其家风，尤喜曹洞宗风，最后诣首山省念，服勤甚久。后辞游湘衡襄沔之间。淳化四年(993)省念卒，众请昭住汾州太平寺。门庭施设有三诀、三句、四转语之举，汾阳有三诀，衲僧难辨别，更拟向如何，柱杖蓦头楔。第一诀，接引无时节，巧语不能诠，云从青天月。第二诀，舒光辨贤哲，问答利生心，拔出眼中楔。第三诀，西国胡人说，济水过新罗，北地用镔铁。三句是：问：如何是学人着力处?曰：嘉州打大象。问：如何是学人转身处?曰：陕府灌铁牛。问：如何是学人亲切处?曰：西河弄师子。四转语是：如何是接初机底句?曰：汝是行脚僧。如何是辨衲僧底句?曰：西方日出卯。如何是正令行底句?曰：千里持来呈旧面。如何是立乾坤底句?曰：北俱庐州长粳米，食者无贪亦无嗔。将此四转语验天下衲僧，才见你出来，验得了也。昭有《三玄三要颂》、《四喝颂》、《四宾主颂》、《五位颂》、《六相颂》。又举古人语句为例，立十八问，作《诘问》一百则以示学人。举古德公案百则作《颂古》百首，都是禅门的创作。善昭卒于天圣二年(1024)，年七十八。

省念再传弟子有金山昙颖、浮山法远，远弟子道臻皆知名宿德。昙颖(989—1060)善文章，法远(991—1067)纂集宗门语句，分为九类，名曰《佛禅宗教义九带集》。善昭弟子以楚圆(986—1039)、慧觉为上首。楚圆机用超逸。也有《三玄》、《三要》、《三决》、《三句》、《五位》等颂。又为慧觉作《牧牛歌》。慧觉识见高迈。与云门宗的雪窦重显称为当时二甘露门。尝说学者有五般病：一不得向万里无寸草处去，二不得孤峰独宿，三不得张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滞于生杀。何故?一处有滞，自救难为。

楚圆弟子慧南(1002—1069)，于景佑三年(1036)居南昌黄龙山，世称黄龙派，方会(992—1049)居袁州杨岐山，世称杨岐派。慧南传弟子常总、祖心、克文；文传从悦，其后寝衰。方会传守端，端传法演，演门下有三佛，所谓佛果克勤(1063—1135)，佛鉴慧勤，佛眼清远，开法于徽宗时，大振其道。慧洪称赞方会说：“于庆历以来，号称宗师。”“其提纲振领，大类云门。”“验勘机锋，又类南院。”慧南常设三问以验学者；第一，人人尽有生缘，上座生缘在何处；第二，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第三，垂脚曰：“我脚何似驴脚。”三十余年鲜能契其机者。诸方因谓之黄龙三关。再传从悦，亦设室中三语以验学者：一日拨草瞻风，只图见性，即今上人性在什么处?二日识得自性，方脱生死，眼光落地时作么生脱?三曰脱得生死，便知去处，四大分离向什么处去?克勤着《碧岩集》，以雪窦重显颂古百则，加以垂语评唱，为后世学临济之宗典。

曹洞宗的传承  曹洞宗自云居道膺而后同安道丕、同安观智、大梁山缘观，当五代及宋初之际，一脉相承，传流不广。缘观传大阳警玄(943—1027)，始大弘其道为曹洞宗第六祖。示众举三句云：诸禅德须明平常无生句，妙玄无私句，体明无尽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无宾主，第三句兼带去。又有五位君臣行及论五位宾主诸语句。注释曹山三种堕，须明得转位始得。警玄年八十，叹无可以继者，遂作偈并皮履布直缀寄浮山法远(临济宗)，使为求法器，并云：得法者潜众十年方可阐扬。法远于警玄卒后三十七年始以曹洞宗法付投子义青。义青初学《百法明门论》，曰：三只涂远，自困何益。后习《华严》五年，曰：法离文字，宁可讲乎。往参法远。时称之为青华严。经六年，法远曾以十六题试义青，令其颂出，方使续大阳宗风，为曹洞第七祖。着有颂古百则。元代从信评唱之，名《空谷集》。义青弟子芙蓉道楷(1042—1117)，于徽宗时因坚辞不受紫衣师号，被编管淄州。有《门风偈》五首：一、妙唱不干舌，二、死蛇惊出草，三、解针枯骨吟，四、铁锯和三台，五、古今无间。又有《只园正仪》一卷，劝勉学人须甘淡泊。道楷弟子丹霞子淳，善偈颂，有颂古百则。元代行伦评唱之，名《虚堂集》。

云门宗的蕃衍  云门文偃的法嗣甚众，派系既多，在北宋时以澄远一系为最着，香林澄远传智门光祚，有《纲宗歌》、《三巴鼻颂》及《颂古》诸作。祚传雪窦重显(980—1052)，显传天衣义怀，称为中兴云门之祖。重显善翰墨，着有《瀑泉集》、《祖英集》、《颂古》、《拈古》、《洞庭录》、《后录》、《开堂录》、《拾遗》诸作。今除颂古汇人《碧岩集》，拈古汇人佛果《击节录》外，唯有《祖英集》传世，余均不传。义怀有《劝修净土说》，开当时的禅净兼修之风气。其弟子慧林宗本、法云法秀。本弟子法云善本、姑苏守讷皆承其道。宗本于神宗、哲宗时阐扬佛事。多取《华严》圆融妙义。法秀习《因明》、《唯识》、《百法》、《金刚》、《圆觉》、《华严》妙人精义，于《华严》造诣甚深。天钵重元亦义怀弟子，以善《华严》，称为元华严。可见自宗密以圆入顿而发明荷泽禅旨而后，成为宋代云门一家之风气。光祚再传弟子居讷、侍延庆子荣居，于洞山十年，因读《华严论》而有省。慧林宗本的弟子，投子修颐，为答欧阳修示佛教微旨云：优游于华严法界之都，从容乎帝网明珠之内。临终时读《华严经》至卷八，安然而逝。

文偃下缘密一系，经应真、晓嵩而传至佛日契嵩，着《禅门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以明禅门二十八祖之传。其时欧阳修作《本论》，李觏作《潜书》以排佛。契嵩乃作《原教论》十万言，明儒释一贯之旨。今有《镡津文集》及《辅教篇》传世。

律宗的传承  唐代四分宗的三派中的相部宗、东塔宗在会昌以后即绝不复传。唯南山一宗由道宣创始，经周秀、道恒、省躬、慧正、玄畅、元表、守言、玄解、法荣，入宋以后法荣有弟子处恒、赞宁、普济、德明等，恒传择悟，悟传允堪(1005—1061)，各人都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注解，其中唯有允堪精研律部，着《行事钞会正记》、《戒疏发挥记》、《业疏辅要记》，世称为十本记主，其流派为会正家。允堪传择其，其传元照(1048—1116)。元照习天台宗，以法华圆意释《行事钞》，撰《行事钞资持记》、《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济缘记》，号为中兴南山宗，其流派称为资持家。自此以后奉元照三记为圭臬，不复有人再撰疏记。

北宋的佛教文化事业  佛教传译事业自唐德宗以后中断了近二百年，宋初得到恢复。当时佛教在印度正是密教盛兴以后而受到外来的侵害的时候。许多大德携带经典逃至尼泊尔，进入西藏以至来到汉族地区。同时当五代时汉僧西游，此时带回大批梵笑，因而促成了北宋的翻译事业。但是所译的主要是有关密部的经典，在当时既未灌顶传法，又未建坛持诵，所以对当时佛教的影响不大。既有新的翻译完成，对于藏经的整理编目工作也是必要的。又由于唐末雕板术的发明，藏经的流布方法，由抄写而改用雕板也是必然之举。此外对于佛教史实的编集，也得到提倡，特别有关禅宗传授的世系以及其机缘语句，是当时习禅者所迫切需要的。

宋乾德三年(965)沧州僧道圆自西域回。四年(966)赐沙门勤行等一百五十七人，各钱三万，人西域求佛书。开宝六年(973)中天竺沙门法天来华，译出《圣无量寿经》等，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沙门法进讲法请天译经于蒲津。诏人京师，初兴译事。召童子五十人习梵学。七年(982)立译经传法院于东京太平兴国寺之西，以宰官为译经润文使，设官分职。中天竺三藏天息灾、法天、施护等从事翻译。

太祖乾德五年(967)敕沙门文胜编修《大藏经随函索隐》凡六百六十卷。开宝四年(971)派高品张从信往四川雕大藏经板，这便是中国第一部木雕藏经，世称为开宝藏。到真宗时，总结三十年来新译各经，令译经润文使赵安仁、翰林学土杨亿编成《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一卷，并总录一卷。仁宗天圣五年(1027)沙门惟净又编《天圣释教总录》三卷，便是当时藏经的目录。全藏共六百二帙。景佑四年(1037)又令吕夷简重编集新译众经目录，成《景佑新修法宝录》二十卷，总录一卷。神宗元丰三年(1080)在福州东禅寺刻大藏经，至崇宁二年(1103)方始完成。政和二年(U12)福州开元寺又刻大藏经至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方始完成。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令沙门赞宁修僧史，撰成《大宋高僧传》三十卷，《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真宗景德元年(1004)东吴僧道原集自释迦、初祖达摩以至东土禅宗传嗣诸祖机缘，为《景德传灯录》。仁宗天圣七年(1029)李遵勖又撰《天圣广灯录》三十卷，以续其后。徽宗时惟白又编《续灯录》三十卷，集天圣以后八十年间宗师机缘及心要语句。

道学与佛教的关系  中国的佛教，由于自宋代开始离开了纯一精湛的条理，而进入调和混同的步调而逐渐导致退化。在教内则禅教一致，禅净一致，在教外则儒佛一贯，佛道一贯的主张相当普遍。宋儒之中无论其为排佛或者融佛，实质都含有混厚的禅宗思想。宋代的儒学兴于真宗仁宗之时。宋儒的中坚所谓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大家，而其渊源实发起于周敦颐。周敦颐尝叹曰：“吾此妙心实启于黄龙(祖心)，发明于佛印(了元，云门下四世)。然易理廓达，自非东林(常总)开遮拭拂，无由表里洞然。”(《居土分灯录》)邵雍调和《老子》与《周易》，长于数理，有《学佛吟》云：((J阳死老年亲释迦。”(《佛法金汤编》)宋儒之中，所谓“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复兴于世”的程颢也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佛者几十年(《行状》)。所以其弟子谢上蔡(良佐)、游定夫(酢)、杨龟山(时)，皆入禅学(《宋元学案》卷十三)。游酢谒开福道宁(五祖法演弟子)，乞指心要。谢良佐辨儒佛同异云：“佛之论性，如儒之论心，佛之论心，如儒之论意。”朱熹批评之说：“上蔡说仁、说觉，分明是禅。”至于杨时晚年更习佛学，以为庵摩罗识，唐言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又云：“《维摩经》所说——真心是道场，儒此实无二理。”

胡安国、陈瓘，私淑二程。胡安国久参上封祖秀(黄龙慧南三传弟子)，得言外旨。陈瓘从知礼受天台法门，作《三千有门颂》，尝诠释《黄龙慧南语录》。后参灵源惟清(黄龙慧南再传弟子)。其他儒家如范仲淹于景佑四年(1037)出守鄱阳时，请云门宗匠承古开阐宗风于荐福寺。守吴时参琅琊慧觉，作偈以呈所得(《居士分灯录》)。其弟子张方平于仁宗庆历中为滁州，因读《楞伽经》而有省悟。韩琦与范仲淹为讲友，亦尝参芙蓉道楷，司马光弟子刘安世亦曰：“老先生(司马光)于佛法极通晓，但不言耳。”又曰：“孔子、佛氏之言相为始终。”

至于苏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的蜀学，更与禅宗有密切的渊源。苏洵问法于云门宗的圆通居讷，深得其旨。苏轼问法于东林常总，论无情说法句而有省，又谒玉泉承皓。苏轼、苏辙均与佛印了元交厚。屡有酬唱。苏辙初受道全(克文弟子)教而习坐禅，历参省聪(圆照宗本弟子)，上蓝口顺(黄龙慧南弟子)，于言下大悟。黄庭坚参黄龙祖心。心曰：“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太史寻常如何理论。”庭坚拟对。心曰：“不是不是。”庭坚迷闷不已，一日恃心山行，桂香盛开。心曰：“闻桂花香么?”曰：“闻。”心曰：“吾无隐乎尔。”庭坚言下有省。后与祖心弟子死心交甚笃，后迁黔州，道力愈胜，读大藏经三年，尝论临济宗旨云：“吾佛与儒，同一关钥。”

在北宋时不仅儒佛一致，成为普遍的思想，即在道家方面也是采取调和态度。道士张伯端，号紫阳真人，其《悟真篇拾遗》中有许多有关佛教的歌颂，如《心经颂》、《戒定慧解》、《即心是佛颂》等。这是在理论上融佛人道。宋徽宗曾有一次要在形式上融佛人道。大观元年(1107)令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上，并停给僧牒三年。政和二年(1112)禁释教修忏水陆，参人道教神位。政和七年(1117)焚弃佛藏经中诋毁道教文字。僧徒愿改作披戴为道士者，立赐度牒紫衣。宣和元年(1119)改佛号大觉金仙，菩萨为大士，罗汉为尊者，塑像加道服冠簪。僧称德士，尼称女德，皆留发顶冠执简，寺为宫，院为观，僧录司、僧正司改为德士司。行之一年仍复旧。使纳钱为批度牒，得再披剃，得钱几百万缗。

外道会门的兴起  由于佛教内部多自逞胸臆之说，于是民间依附佛教成为群众反抗统治者的秘密组织，也逐渐繁兴起来。既自有一定的教旨和纲领，因而也反对传统的佛教。始自北宋真宗时，初发起于四川，继而流行于闽浙，虽屡经禁止，不能杜绝，统治者称这些会门为邪教、妖法。

真宗天禧三年(1019)禁兴州三泉县、剑利等州白衣师邪法。仁宗景佑二年(1035)诏益、梓、利、夔路夜聚晓散，传习妖法。能反告者赏钱五万，以犯者家财充。哲宗元枯七年(1092)夜聚晓散，传习妖教者，州县以断罪告赏金条于要会处晓示。政和四年(1114)州县前此所有以讲经、烧香、斋会为名而私置佛堂道院，为聚众之所者尽行拆毁。又诏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宜立法禁戢。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徼申尚书省。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宣和二年(1120)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建立臣守，号为斋堂。如温州有四十余处。鼓惑愚民，夜聚晓散。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曰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父母经、图经、文缘经、七时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汉赞策、证明策、广大忏、妙水佛帧、先意佛帧、夷教佛帧、善恶帧、太子帧、四天王帧，已上经等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仰所在官司根究，将斋堂等一切毁拆。其年冬魔教的首领方腊起义于浙江，攻破六州五十二县，于宣和三年(1121)夏被镇压下去。宣和三年尚书省言江浙吃菜习魔之徒习以成风。自来虽有禁止传习妖教刑赏，既无止绝吃菜事魔之文。既州县监司不为禁止，民间无由告捕。遂致事魔之人聚众山谷。诏诸路事魔聚众烧香寺人所习经文，令尚书省立法严禁，应有逐件经文，除二宗经外，并行焚毁。

第十七节  南宋的佛教(1127—1279)

度牒制度  南宋初年军政费用的筹借，曾利用出卖度牒的办法。高宗建炎三年(1129)赐张浚度僧牒一万，紫衣师号五千为军费(《中兴圣政》)。建炎四年(1130)换给僧道度牒，人输钱十千。张守以变易度牒钱百万余钱，输之行在助国用(《宋史·张守传》)。是年又降度牒一百道充祭陵礼料。绍兴二年(1132)规定每年降福建度牒一千道充祠堂仲飨忌祭。是年敕诸未受戒僧尼遇圣节，执度牒诸僧司验讫，本州出戒牒，并以度牒六念连粘用印，仍于度牒内注明给戒牒年月日。印押给讫，申上尚书礼部。若度牒有伪买，失于验认，并帐不实，从历官司杖一百，所供官减一等。绍兴六年(1136)尚书省言：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冗溢奸蠹，其势日盛。诸州每试经，其就试者率不过三四十人，经业往往不通，州郡姑息，惟务足额。盖给降度牒许人进纳，宫中旧价百十缗，民间止卖三十千。稍能营图，便行披剃，谁肯勤苦试经。绍兴十一年(1141)张浚进鬻田及卖度牒钱六十三万缗助军用(《宋史·高宗纪》)。绍兴十九年(1149)诏官不卖度牒已十余年。间有辄自披剃者，合令禁止，稍重其罪，仍行人告。绍兴二十七年(1157)再申禁将亡僧度牒私自披剃。如能告获人赏钱一百贯。绍兴三十一年(1161)复卖度牒，每科绐降二千道，每道价五百千，绫纸钱十千。后又减为每道三百千。孝宗乾道元年(1165)许冒法披剃之人限一月自首。乾道三年(1167)蜀大旱，给度牒四百，永为籴本赈济(《宋史·任应辰传》)。淳熙元年(1174)赐度牒钱四十万缗与范成大，以为教阅将兵修缉堡砦之费。淳熙十四年(1187)江西湖南饥，给度僧牒，鬻以籴米备赈粜。赐度牒二百道，米四万五千石备赈绍兴府饥。毗陵馁，捐僧牒赈济。光宗绍熙三年(1192)初赵师罩为淮南运判。时郡铁不行，盐商弗至，师罩请发度牒二百道及出仓粟以收铁钱，盐利遂通。宁宗庆元五年(1199)降度牒付金州都统，招填缺额并拣汰兵，照淳熙初年令。嘉定二年(1209)以三界会子数多，称提无策。十一界除已收换，尚有一千三百六十万余贯，十二界十三界除烧毁，尚有一万二百余万贯。诏封桩库拨金一百五万两，两为钱四十贯，度牒七千道，每道为钱一千贯，官告绫纸乳香，乳香每套一贯六百文，凑成三千。余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易旧会，品搭人输。嘉定三年(1240)制总司换九十一界二千九百余万缗，其千二百万缗以茶马羡余钱及空名官告，总所桩金银、度牒对凿，余以九十二界钱引收兑。嘉定五年(1212)以度牒茶引兑第五十界旧会，每度牒一道价千五百缗，又贴搭茶引一千五百缗，方许收买，期以一月。嘉定中，口口提举江东，常年岁旱，给度牒为互道助费，后移司番阳，春夏久雨，湖溢，诸郡被水，给度牒二百道赈恤之。后又值岁旱，得度牒缗钱绫纸以助赈，嘉定五年(1212)宁国府旱，给以僧牒五十，米十万七千余石。嘉定十一年(1218)以度僧牒千给四川军费。理宗时降僧道牒赈济处州。

经济制度  宋高宗建炎四年诏诸路转运司括借寺观田租、芦场三年。绍兴六年(1136)禁寺院之多产者类请求贵臣改为坟院，冀免科敛。绍兴十五年(1145)命僧道纳免丁钱。律僧岁输五千，禅僧道士各一千，其住持长老法师紫衣知事皆进增之，至十五千，凡九等。绍兴二十一年(1151)借寺观绝产以赡学。绍兴二十三年(1153)借福建路寺观绝产田宅人官，绍兴二十九年(1159)减道尼免丁钱。其后岁人钱三十四万缗。孝宗乾道二年(1166)免寺观田税役。淳熙五年(1178)免官吏及寺观科条。淳熙八年(1181)帅臣张子颜言：“僧道寺观之产或奉诏蠲而(和买)省额未除，不免阴配民户，此暗科之弊也。”宁宗嘉定二年(1209)罢漳泉福三州兴化军卖废寺田。理宗时漳州赵以夫请以庵寺租为民代输。咸淳十年(1274)括邸第戚畹及御前寺观田令输租。

南宋宁宗时(1195—1214)因史弥远的申请，制定了禅院等级，以五山十刹为丛林之首。五山是杭州灵隐山灵隐寺，南屏山净慈寺，宁波天童山景德寺，阿育王山广利寺，余杭径山万寿寺。十刹是钱塘中天竺山天宁万寿永祚寺，乌程县道场山护圣万寿寺，金陵蒋山太平兴国寺，吴县万寿山报恩光孝寺，奉化雪窦山资圣寺，永嘉江心山龙翔寺，福州雪峰崇圣寺，兰豁云黄山宝林寺，吴县虎丘云岩寺，天台县天台山国清寺。

各宗情况及洞济之争  南宋时贤首宗的传承虽未断绝，但是未有名德，也无着作传世，无所可述。天台宗自北宋山家山外激烈争论之后，偏重于理论的钻研。知礼的门下有广智尚贤、南屏梵臻、神照本如三系。在南宋时唯有梵臻的再传弟子可观，观传北峰宗印为较着。可观着有《山家义苑》，宗印着《北峰教义》。印深砭当时学者支离名相之病。当时研究者除天台三大部外，以《十不二门》、《止观义例》、《金刚錍》为中心。从义有《三大部补注》，善月有《三大部格》，法照有《三大部读教记》，处谦有《十不二门显妙》，了然有《十不二门枢要》，可度有《十不二门指要钞评解》，善月有《金刚錍义解》，时举有《金刚锌释文》。此外还有谛观的《四教仪》也成为天台宗的入门典籍。要都以名相、理解为重而忽视了观行。南宋末年天台宗徒开始注意史实的纂辑，宗鉴着《释门正统》，志磐着《佛祖统纪》，都是叙述天台宗源流的着作。

律宗只有法照的融合天台南山的资持家得到传授。其五传弟子守一着有《律宗问答》、《终南家业》、《律宗会元》等书。以为依《法华》开显之意，以白四羯磨受具者既备戒体，即三聚具备，不必重受菩萨戒。时法久(元照之四传弟子)作《莲折直瓣》、《莲折箴》以难之。

净土教得到天台宗的支持开始形成为专宗。子元撰集大藏要言，编成《莲宗晨朝忏仪》，创立莲宗忏堂，同修净业。述《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以随方教化所作颂文，集成《西行集》。乾道二年(1166)高宗邀人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特赐劝修净业莲宗导师慈照宗主。

各宗之中较广泛弘扬的还应推禅宗。但五家之中沩仰已绝于唐，法眼绝于宋初，云门绝于北宋之末，当时流行只有曹洞、临济二家，而在南宋之初，高宗时两家争论甚烈。曹洞宗的天童正觉主张默照禅，其法语云：“田地虚旷是从来本所有者。在净治揩磨，去诸妄缘分习，自到清白圆明之处。”又云：“真实做处，唯静坐默究，深有所诣，外不被因缘流转，其心虚则容，其照妙则准。”又云：“歇得净，净而明，明而通，便能顺应。还来对事，事事无碍，飘飘出岫云，濯濯流涧月。一切处光明神变，了无滞相。的的相应，涵盖箭锋相似。”正觉有《默照铭》所谓“默默忘言，昭昭现前”。临济宗的大慧宗杲(1163卒)却批评说：“而今诸方有一般默照邪禅，见士大夫为尘劳所障，方寸不宁帖，便教他寒灰枯木去，一条白练去，古庙香炉去，冷湫湫地去。将这个休歇人，你道还休歇得么?殊不知这个猢狲子不死，如何休歇得来。”

宗呆主张看话禅。与富枢密书中说：“若要径截理会，须得这一念子曝地一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人。然切不可存心待破，若存心在破处，则永劫无有破时。但将妄想颠倒底心，思量分别底心，好生恶死底心，知见解会底心，欣静厌闹底心一时按下。只就按下处看个话头。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此一字子乃是摧许多恶知恶觉底器仗也。不得作有无会，不得作道理会，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向扬眉瞬目处垛根，不得向语路上作活计，不得飏在无事甲里，不得向举起处承当，不得向文字中引证。但向十二时中四威仪中时时提撕，时时举觉，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云：无!不离日用，试如此做工夫看，半月十日便自见得也。”

正觉的同行清了却批评看话禅说：“如今一般底将依师语、相似语、格则语、合头语口传心授，印校上次第排布，参来参去，参得一肚皮禅，三年两岁依前忘却，到处争胜负，彼此人我，无明亘天。”又云：“你而今只管将古人言句玄妙公案筑在肚皮里，将谓平生参学事毕。殊不知尽是顽涎涕唾。古人唤作运粪人，污汝心田。”

圆悟克勤门下，大慧宗呆称大慧派，虎丘绍隆称虎丘派。绍隆门风孤竣，得法者仅应庵昙华一人。三传之后有无准师范于宋末续圆悟之法灯。其论看话禅的境界如示湛上人云：“学道无过两般病，若不滞在澄澄湛湛中，便在纷纷扰扰处。猛烈汉痛与摆拨，腾身一掷，透过那边，非但彼我(声)色能所俱亡，求其生死朕兆了不可得，方谓之大休大歇大安乐，绝学无为闲道人也。”

曹洞宗清了三传有如净，见处高迈，风格超逸。其示祖清道人法语云：“吾心即天地之心。呜呼!岩花开，松凤鸣，至于万像无作而作，皆吾心之用而初未尝用也。”极力诉斥当时所举五家门风之弊，以为祖师道废，魔党畜生多频频举五家门风，苦哉苦哉。又批评当时天下寺院分禅院、律院、教院、徒弟院是末代浇风。律僧是南山宗徒，教僧是天台宗徒，瑜伽僧是密宗门徒，禅宗是达磨门徒，徒弟僧师资不详也。

外道会门的情况  北宋末年民间反抗统治的吃菜事魔之教，仍旧有所发展。因而统治者对之一再禁止镇压。绍兴二年(1132)枢密院言：宣和间温台村民多学妖法，号吃菜事魔，鼓惑众听，劫持州县，朝廷遣兵荡平之后(方腊起义)，专立法禁。近有人改易名称，或名“白衣礼佛会”及假天兵号“迎佛会”。千百成群，夜聚晓散。诏令温台守臣疾速收捉。其后绍兴三年(1133)，四年(1134)，七年(1137)，九年(1139)，十一年(1141)，十二年(1142)，三十年(1160)，孝宗淳熙八年(1181)都有令立禁止事魔条法。绍兴六年(1136)诏结集五愿断禁饮酒为首人徒二年。绍兴十五年(1145)闻军中亦时有吃菜者，严行禁止。孝宗淳熙元年(1174)诏诸非僧结集经社及聚众行道者依绍兴二十一年条法。宁宗庆元四年(1198)禁道民自托佛法，公为结集，曰烧香，曰燃灯，曰说斋，曰诵经，敛率民财，陵暴善良，为首人次配远恶州军。嘉泰二年(1202)又有白衣道男女夜聚晓散，千百响应，严切禁戢。

第十八节  辽金夏的佛教(916—1234)

辽代的佛教  辽是契丹族，唐时散布在今辽宁、吉林、热河一带，共分八个部族。唐末时八部联盟的酋长耶律阿保机，得汉人韩延徽的帮助，发展经济，创造文字，征并四邻，略取土地，俘虏人口作为奴隶。梁贞明二年(916)阿保机正式建国名契丹，二十年后其子德光改国号为辽。凡历九主二百一十年而灭于金。

契丹原是奴隶制的农牧社会。其兼并各地便以所俘虏的单丁为“生口”，所俘虏的家户为“俘户”，作为奴隶，担负劳动。并以“生口”分赐贵近及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这些奴婢输租于官，且纳课于其主，谓之“二税户”(《中州集·李晏传》)。各地的僧徒亦在被掳之列，但不作为奴婢，而别建寺以居之。僧众既受到优待，因而使契丹接受汉族的文化，以佛教成为主流。如辽太祖于乾化二年(912)以兵讨两冶，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两楼(上京临潢府)，建天雄寺以居之。因此所掳平民也可以乔装为僧而免为奴隶。辽国的僧尼为数甚多。太宗天显十一年(936)石晋割燕云十六州(河北、山西北部)与契丹，这些地方的人民沦为奴隶，更多逃避为僧。太宗会同五年(942)饭僧五万人。这些僧人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五代史记》卷七三)。僧徒既向契丹介绍了汉地文化，因而更受到特别的尊重。景宗保宁六年(974)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宋史新编》卷一九二)。并且以“生口”赐给寺院，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寺院的经济相当富饶。又给僧徒以三公之官。历代各帝经常在寺院饭僧。僧侣既多，耗弊自重，所以圣宗统和九年(991)诏禁私度僧尼。统和十五年(997)禁诸山寺毋滥度僧尼。开泰四年(1015)沙汰东京僧。开泰九年(1020)禁僧燃身炼指。兴宗对僧侣尤为优待，僧正有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族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道宗仰慕汉族文化，因而更为奉佛。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后曰：愿后世生中国(《辽史拾遗》)。咸雍四年(1068)亲制《华严经赞》。咸雍八年(1072)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并许之。大康四年(1078)诸路饭僧尼三十六万。僧侣既多而任高爵，自多“纵恣，放债营利，浸夺小民，民甚苦之”(《栾城集》卷四)。

辽代的佛教文化事业，首推续刻河北房山云居寺石经。房山石经自隋静琬创始，历经唐代未能完成。辽初续刻，穆宗应历十五年(965)因战事而停。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复刻，太平七年(1027)涿州牧韩绍芳清点枚数，兴宗重熙七年(1038)、道宗清宁三年(1057)、大安九年(1093)陆续增刻，其次是兴宗时雕刻契丹大藏经。道宗清宁九年(1063)曾将全藏一部送给高丽。道宗时弘贤首者有鲜演，着《华严玄谈抉择》。弘密宗有觉苑、道殿。觉苑着《大日经义释演秘钞》，道殿初参禅，继学贤首，末究密乘，着《显密圆通》。《释摩诃衍论》一书特别得到发扬。有志福的《通玄钞》，法悟的《赞玄钞》，守臻的《通赞疏》。弘律的有澄渊，着《四分律钞释集记》，释《四分律行事钞》。弘法相的有常真，撰《俱舍论颂疏钞》。明字学的有希麟，着《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着《龙龛手鉴》。弘净土的有非浊，着《往生集》。一时学术，蔚然可观。

金代的佛教  金代女真族，亦即满族。战国的肃慎、山戎，秦汉的东胡，南北朝的鲜卑，唐朝的靺鞨等部都属之。五代时居混同江(松花江)一带，是辽的属领。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代政权，与辽对抗。天辅二年(1118)与宋联盟抗辽。太宗天会三年(1125)灭辽，五年(1127)攻占开封，掳徽钦二帝北去，占有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东部、江苏安徽北部(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历十主凡一百二十年而灭于元。

女真族既原是辽的属领，因此也就与辽同时传播了佛教。建寺斋僧之风是盛行的，僧尼的数目也不少。太宗天会八年(1130)曾禁私度僧尼。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又废度僧道。正隆元年(1156)禁迎赛神佛，平章政事张晖因见僧坐在其下而被杖。世宗即位后，太定二年(1162)始除迎赛神佛的禁令，又免二税户为民。但是僧匿辽世二税户，抑为贱者。闾山寺僧有赐户三百而不输租，故不在免例。诉者积年，至此亦免之。大定五年(1165)以前边事未定(与宋战争)，财用缺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部已宁(金宋和议)，悉罢之。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每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金史·食货志》)。一般大寺院多给田亩。大定二年(1162)赐燕京大庆寿寺沃田二十顷。大定二十年于仰山建栖隐禅寺，赐田设会，度僧万人。大定二十四年(1184)大长公主以三百万钱建吴天寺，给田百顷。每岁度僧十人(《佛祖历代通载》)。二十六年香山大永安寺成，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寺院不仅占有田庄，且有质店如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松漠纪闻》)。但是对于民间造寺却是限制。大定十四年曾诏愚民建寺，虽已条禁，仍多承者，宜申约束。大定十八年(1178)禁民间不得创兴寺观。大定二十五年(1185)禁有禄人、一子及农民避课役为僧道者。章宗明昌元年(1190)禁自披剃为僧道者，僧道三年一试。明昌四年(1193)以释道属于礼部，凡试僧尼道女冠，三年一次，限度八十人。僧童能读《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等经共五部计八帙。《华严经》分为四帙，每帙取二卷，举四题，读百字为限，尼童试经本部与僧童同，皆以诵成句，依音释为通，中选者试官给据，以名报有司，凡僧尼官见管人及八十、道士女冠及三十人者放度一人。死者令监坛以度牒申部毁之(《金史·百官志》)。度牒不收费用。但是奴婢欲脱役可以数千嘱请便可得之。僧尼通平民者杖背流递，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松漠纪闻》)。明昌二年(1191)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不许僧尼道土出入。明昌三年听僧尼拜父母。其有丧纪轻重及尊属礼节千准常仪。承安元年(1190)许长老、太师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弥年六十以上者并令受戒，不许度弟子。承安二年(1197)卖度牒、师号、寺观额。

金代的僧官有国师，威仪如王者。服真红袈裟，受国王的礼拜。帅府的僧职为僧录僧正，有正副，服紫袈裟。各郡的僧职名都纲，有师号则赐紫，无则如常僧服。僧录、僧正、都纲皆三年为任，任满便另择人。各县僧职名维那。僧录僧正以下管理僧讼。维那所管杖以下者可以决遣。杖以上应申解僧录都纲司(《大金国志》)。

宣宗贞佑初(1213)中都为蒙古大军所围，粮运道绝。搜括民间积栗存两月食，悉令输官，酬以银钞或僧道戒牒。贞枯三年(1215)降空名宣敕紫衣，师德号，度牒以补军储。贞祜四年用耀州僧广惠言：“军储不足，凡京府节镇以上僧道官令纳粟百石，防制，郡副纲，威仪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满替。诸监寺十石，周年一代。愿复买者听。”(《金史·食货志》)当时寺额的价，据大定三年(1163)大明禅院碑，是钱一百贯。大定四年(1164)清凉院牒，是钱一百五十贯。同年庄严院牒，是钱三百贯。

金代的佛教文化事业，只有太宗皇统中潞州崔进女法珍断臂摹刻藏经，复刻开宝藏而增补若干经疏。至大定中，历三十年始完成。大定十八年(1178)特于京圣安寺为法珍设坛，受比丘尼戒。二十三年(1183)赐紫衣宏教大师。其板后移存燕都弘法寺。元代曾经补刻。至于各宗义学也仅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于明昌四年(1193)曾为章宗说法，得到耶律楚材的尊奉。评唱宏智禅师的颂古为《从容录》，又着《请益录》，振兴了曹洞宗风。其他各宗之学无闻。主要原因是金代多律寺。自南僧至始立四禅寺(《松漠纪闻》)。

西夏的佛教  西夏原是党项部落，其统治者姓拓跋，为鲜卑族。唐贞观初(627)赐姓李氏，世为夏州节度使。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元吴称帝，国号大夏。据有内蒙古鄂尔多斯、阿拉善及甘肃西北部，为宋边患。凡九主二百零三年(1032—1234)为蒙古所灭。元吴自制西夏书，命野利仁荣演译之，成十二卷。字形方整，书法重复，教国人用之。唐开元六年(718)朔方节度使曾请大法师说经，造石佛像。天宝十四载(755)玄宗以其地列刹之中练习骑射，因令辨才为教诫临坛度人。至德初(756)以才为朔方管内教授大德，建《法华》道场。宋景德四年(1007)李德遣使入宋，请修五台山十寺。天圣七年(1029)献马七十匹换藏经一部。是西夏未建国之先，佛教已颇流行。建国以后，制定蕃字，又屡向宋请求藏经，景佑元年(1034)，至和二年(1055)，嘉佑四年(1059)，治平二年(1065)，熙宁六年(1073)皆各得一部，绍兴二十四年(1154)又向金国请市儒释书。

景宗元吴广运三年(1036)有僧善称等六人至宋京献梵经、佛骨、菩萨像，还至夏。元吴向之求梵经不得，因羁之。西域僧侣遂绝。天授礼法延祚八年(1045)于兴庆府设戒坛院，出遇迄妻没藏氏为尼，号没藏大师，居戒坛院。十年(1047)于兴庆府十五里建高台寺，贮宋大藏经，请回鹘僧翻译经文，易为西夏字。

毅宗谅祚天佑垂圣二年(1051)于兴庆府役兵民数万，建承天寺以贮大藏经，并瘗佛顶骨舍利。

惠宗秉常时译六祖《坛经》为西夏文。

崇宗乾顺天枯民安四年(1093)重修凉州护国感通塔。永安元年燕丹国师曾游天竺。弟子嵬洋(姓)，法名思能，建崇庆寺，掘地得古涅檠像，夏主建宝觉寺以奉之。仁宗仁孝，于乾祜二十年(1189)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法师僧众等，就大广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结坛施食诵咒读西蕃翻汉藏经，说法礼忏，施翻汉《弥勒上生经》十万卷，读《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五万卷，饭僧、济贫、赦囚诸法事凡十昼夜。翻译藏经至是粗备。据现存西夏文佛经，惠宗及其母梁后所译、仁宗校订者有《宝雨经》，崇宗及其母梁后所译有《梁皇忏》、《过去庄严千佛名经》、《悲华经》、《经律异相》(此三仁宗校)。又仁宗校订者有《大般若经》、《大孔雀明王经》(此经译自西藏文)、《顺正理论》、《华严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其中《华严经》即是仁宗所译。又有仁宗时写本《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各本中有乾祜二十年(1189)、天庆二年(1195)皇后罗氏刊记。

桓宗纯佑天庆三年(1196)以东土名流、西天达士先后所进舍利一百五十粒，中指骨一节，戏佛手一枝，顶骨一方，为银梆金棺铁甲石匮，构塔以藏之。天庆七年(1200)甘泉师子峰诱生寺沙门智广撰《密咒圆因往生集》一卷。

元灭夏后，至元二十三年(1286)亦集乃路(今土尔扈特部)以新军二百人凿合即渠，以傍近西僧余户助其力，计屯田九十余顷。延佑元年(1314)诏河西屯田地里住的和尚们与民一体当差。有妻室的教当差发税税铺马扫里者，无妻室的和尚们休教当者。其河西字仍多沿用。元世祖令造河西字藏经板，成宗初(1094)曾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经板。不久又续刻，至大德六年(1302)完成。大德十年(1306)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印造三十余藏施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其板是在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造，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附有华严诸经忏板。

现存西夏僧德的着作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礼忏仪》四十二卷，是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撰。夏崇宗新祜十六年(1185)所刻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前有慧觉序，为其他各藏所无。可见慧觉是西夏崇宗时人。又现行大藏经中有智吉祥译《清净毗奈耶最上大乘经》、《巨力长者所问大乘经》，金总持译《法大乘义决定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智吉祥是中印度摩竭陀国那烂陀寺人，于宋皇佑中与天吉祥同来，绍圣二年(1095)与金总持共译出《大乘智印经》。《至元法宝勘同录》中称智吉祥为西夏三藏，称金总持为西夏沙门。疑此二人原是西夏人而留学天竺返至宋代的。

第七章  零落衰微时期

第十九节  元代的佛教(1206—1368)

佛教的经济情况  元代本是蒙古族，属于辽金。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号为成吉思汗，是为太祖。兼并西夏，西攻俄罗斯。成吉思汗卒后，子窝阔台立，是为太宗。始立算赋，建都和林。端平元午(1234)灭金。淳祜元年(1241)大破北欧诸侯联军。因太宗卒，回军。三年建钦察汗国(统治西伯利亚，俄罗斯以至匈牙利多瑙河下游，1480年为俄王伊凡三世所灭)。太宗卒后皇后主事。淳佑十一年(1251)成吉思汗孙蒙哥立，是为宪宗，其弟忽必烈南下，兼并大理、吐蕃(西藏)，其弟旭烈兀攻波斯，建伊儿汗国(后为帖木儿所灭)。开庆元年(1259)宪宗卒，弟忽必烈立，是为世祖，始建元为中统，后改至元。至元八年(1271)建国号曰“元”。十六年(1279)灭宋。其时区域，东抵日本海，南连越南，北至西伯利亚，西尽亚洲，西北跨欧洲，境域之广为历朝之最。进人中国建立元朝统治，凡十主，九十一年，为明所灭。元代以落后民族进入中原，统治文化先进的汉族，以及普遍信奉佛教的藏族，因此特别需要利用宗教。元代各帝都敬重番僧(西藏僧)，尊为国师，每年修建密宗种种佛事。役使军民营建佛寺，以大量田产为寺院经费并设专职经管之。《元史·祭祠志》说：“道释祷祠荐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营寺宇者，前代所未有。”

元世祖中统七年(1270)招集析居、从良、还俗僧道编籍人户，习诸色匠艺为怯怜口，立总管府以领之，以司造作。至元七年(1270)建大护国寺，五年方成。至元九年(1272)立大圣寿万安寺，十六年方成。至元十一年(1274)建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各寺都设有规应所或总管府，总其财用。至元二十二年(1285)置织佛像提举司。成宗立大天寿万宁寺，武宗建南护国寺，大崇恩福元寺，大承华普庆寺，置汴梁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掌大承华普庆寺资产。又置隆禧院、崇禅监、普庆营等，都是掌管专寺修建规运之费。仁宗立大永福寺，英宗立寿安山寺，冶铜五十万斤，作寿安山寺佛像。文宗立大龙与普明寺，大承天护圣寺，在建康立龙翔、万寿两寺，以荆襄提举司所领河南湖广田土为大承天护圣寺常住。以所籍张硅田四百顷，所籍索珠阿哩耶等库藏田宅奴仆牧畜，益都般阳宁海间田十六万二千九十顷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至顺二年(1331)以晋邸部民刘元良等二万四千余户隶寿安山大昭孝寺为永业户。累朝所建大万安寺等十二寺旧额僧三千一百五十人。文宗时僧徒猥多，汰去九百四十三人。

元代寺观虽拥有大量土地，但与平民同纳租税。世祖中统四年(1263)敕僧道种田输租，贸易输税。至元元年(1264)儒释道等户旧免租税，今并征之。解州盐课均赋诸色僧道军匠等户。四年(1267)申严西夏、中兴等路僧尼道士商税酒醋之禁，六年(1269)官人百姓不得将奴婢田宅舍施典卖与寺观，违者价钱人官，田宅奴婢还主。十三年(1276)敕西京僧道等有室家者与民一体输赋。十四年(1277)除僧租赋，禁扰寺院者，二十一年(1284)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宜免其积年收人，限以日期望人首实。踰限为人所告者，征以其半给告者。二十九年(1292)听僧食盐不输课。三十年(1293)僧寺之邸店，商贾舍止，共物资依例收税。成宗大德六年(1302)江南寺观凡续置民田及民以施人为名者并输租充役。八年(1304)命僧道为商者输税。武宗至大四年(1311)禁诸僧寺勿得冒侵民田。仁宗皇庆元年(1312)敕僧人田除宋之旧有及世祖所赐外，余者输租如例。二年(1313)诏续置土田如例输税。延祜七年(1320)诏免僧人杂役。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税僧道邸舍积货。二年(1325)诏江南民贫僧富，诸寺观田土非宋旧置并历朝所赐者仍旧制与民均役。四年(1327)禁僧道匿商税。文宗天历二年(1329)僧道等为商者仍旧制纳税。征京师僧道商税。诏僧尼徭役一切无有所与。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赐予者悉除其租，其有当输租者仍免其役。文宗至顺元年(1330)扬州饥，诏僧道输粟三百石以上者六字师号，都省给之；二百石以上四字师号，一百石以上二字师号，礼部给之。顺帝至统元年(1333)敕僧道与民一体充役。至正二年(1342)命江浙拨赐僧道田还官征粮，以备军储。

元代各帝每年命国师及番僧修建佛事于太庙、宫内各殿，费用浩繁。世祖中统三年(1262)作佛事于昊天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武宗至大元年(1308)以银七百五十两，钞二千二百锭，币帛三百匹施吴天寺为水陆大会。仁宗皇庆二年(1313)各寺修佛事，日用羊九千四百四十。命易以蔬食。延枯四年(1317)宣徽使言：每岁内廷佛事所供，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自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一百有二。大德七年(1303)增至五百有余。延佑七年(1320)修宁夏钦察鲁佛事，给钞二百一十二万贯。泰定三年(1326)简省岁修佛事一百二十七。天历二年年(1329)简汰佛事岁费金一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文宗至顺元年(1330)内外佛寺三百六十七所，裁省上都岁作佛事百六十五所为百四所。顺帝元统二年，兴和路起建佛事，费钞万三千五百三十余匹。佛事布施较世祖时岁增金三十八锭，银二百三锭四十两，缯帛六万一千六百余匹，钞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余锭。每修佛事，屡释重囚。因有杀人及妻妾杀夫者，利用机会指名释放。

僧官和僧伽的制度  元代各帝例奉番僧为国师，从受灌顶。宪宗以僧那摩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世祖以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封为DB法王。至元十六年(1279)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治佑国如意DB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其年八思巴卒，弟怜真亦嗣继为帝师，怜真亦卒，答儿麻八列乞列嗣。二十三年(1286)卒，亦摄思连真嗣。三十一年(1294)卒，乞刺斯八斡节儿嗣，大德七年(1303)卒，辇真监藏嗣。九年(1305)卒，都家班嗣。皇庆二年(1313)卒，相儿加思嗣。延佑三年(1323)卒，旺出儿监藏嗣。泰定二年(1325)卒，公哥列思八畔纳思监藏班藏r、嗣。其年卒，辇真乞喇思嗣。又大德七年国师赡巴卒，追赠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赡巴帝师，至顺二年(1331)赠必兰纳识里为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元代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其来时中书大臣驰驿往迎，至京用法驾半仗以导，帝后妃主为之膜拜。卒则归舍利，百官祭饯，大臣护送，赙金五百两，银千两，币帛万匹，钞三千锭。皇庆二年(1313)加赙金五千两，银一万五千两，绮彩一万七千匹，其昆弟子侄往来，官吏亦供应无数。弟子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其徒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四方不可胜言。至元十三年(1276)禁吐蕃僧持军器。十九年(1282)禁吐蕃僧给驿。至大四年(1311)命西番僧非奉玺书驿卷及西番宣慰使文牒者勿辄至京。

元代僧官创立于宪宗时，命僧海云掌释教事。世祖时立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诸族之事。天下寺院曰禅、曰教、曰律。各守其业。至元初立总制院，以国师领之。至元二年(1265)命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各路设三学讲，三禅会。四年(1267)禁僧官侵理民讼。十四年(1277)置江南总摄，掌释教。十七年(1280)立都功德使司，从二品，掌奉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等事。二十年(1283)立总教院，秩正三品。二十八年(1291)置诸路释教都总统，成宗大德三年(1299)罢。武宗至大元年(1308)复立白云摄所，秩从一品，设官三员。二年(1309)罢，立湖广头陀禅录司。四年罢总统所及各路僧录、僧正、都纲司以及白云宗、头陀教等各衙门。凡僧人诉讼悉归有司。文宗至顺二年(1331)立广教总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凡十六所，京畿山后道、河东山右道、辽东山北道、河南荆北道、西淮江北道、湖南湖北道、浙西江东道、浙东福建道、江西广东道、广西两海道、燕南诸路、山东诸路、陕西诸路、甘肃诸路、四川诸路、云南诸路，秩正三品。设达鲁碣齐、总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员。总管以僧为之。惠宗元统二年(1334)罢总教总管府十六处，置行宣政院于杭州。

元代度牒初不收费。至元二十九年令有通晓经文，或能诗颂书写，或习坐禅，稍有一能，由本寺住持耆老人等保明申院，以凭给据披剃，不得将孛兰奚逃驱避役军民、来历不明人等影射朦胧请给文凭披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平户丁多差役不缺及有昆仲侍养父母者方许簪剃。文宗天历二年(1329)僧还俗者听复为僧。惠宗元统二年(1334)禁私创观庵院，僧道入钱五十贯给度牒，方准出家。

至元二十三年(1286)定僧服色，讲主红袈裟红衣服，长老黄袈裟黄衣服，余外僧人茶褐袈裟茶褐衣服。元代僧侣多有家室，不持戒律，迭经禁止，自世祖至元七年(1270)令占籍为民，十九年(1282)敕河西僧道有妻室者同民纳税，三十年(1293)罢僧官总统以下有妻室者，成宗大德七年(1303)，英宗至治二年(1322)，泰定四年(1327)，文宗天历二年(1329)，顺帝至元元年(1335)迭令有妻室之僧还俗为民。成宗大德元年(1297)僧道犯奸盗重罪者县有司鞫问，六年(1302)令僧官僧人犯罪，御史台与内外宣政院同鞫。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听御史台治之。

各宗情况  自元代以后，天台宗学者多与禅净合流，止观之道全废。间有一二杰出之士也只是用四教之旨判释诸经，而于祖籍很少敷扬。有元一代有宗印之法曾孙怀则，撰《天台传佛心印记》一卷，初述性具三千，三谛三观等说，破禅宗教外别传见性成佛，慈恩宗定性二乘，三论宗佛性即空等义，以明台宗教行宗极。至大三年(1310)又撰《净土境观要门》一卷。又有怀坦之法孙蒙润撰《天台四教仪集注》。蒙润从古源永清学《止观》、《金刚锌》、《十不二门》，能了大义。永清卒后，侍者竹堂传，修请《观音忏》，心眼益明。后主当阳德藏寺，长夏讲{法华经》，听众千人。屡主诸寺，修念佛三昧，讲止观妙旨，修《法华》、《金光明》、《大悲》、《净土》诸忏。至正二年(1342)集弟子示止观安心之法而卒，年六十八。

贤首宗的传承，是自南宋玉峰师会、本觉悟心、竹坡普悟三世相传。悟有得法弟子二人，无得讷与方山元介，讷传大德圆明，明传宝集妙文。元世祖命文居宝集寺。时禅学寖衰，教乘渐盛，性相二宗并驱海内，而相学之流囿于名相。文独振起圆机，融通寂照。延佑六年(1319)卒，年八十三。元介传珍林慧琼，琼传真觉文才。才于古今史籍无不精究。元世祖命主洛阳白马寺，成宗命主五台万寿寺，封为真觉国师，总释源宗，兼佑国寺住持。撰《华严悬谈详略》、《肇论疏》等。大德六年(1302)卒，年六十二。文才的同门有皎渊月，传与苍山普瑞，受南诏段氏的信奉，撰《华严悬谈会玄记》四十卷及《楞严纂要》、《金刚方语》、《华严心镜》、《玄谈辅翼》、《外集》等。文才的又一同门南山真华传宝觉简，简传大宁善学，行华严忏法，修净土五悔诸文，大弘贤首宗法。明洪武二年(1369)卒，年六十四。

元代律学最为废弛。较为知名者有法闻律师，从温公学《法华》、《般若》、《唯识》、《因明》及《四分律》，历主台山、长安、京师诸寺。延枯四年(1317)卒，年五十八。又有四明演宗律寺心源省悟律师于泰定元年(1324)撰《律苑事规》，为律寺清规的准绳。

净土一宗，创建于南宋子元，至元时而更臻完备。宋未有所谓左道四果香缘吃菜事魔之说，自称为白莲教、白莲社会等，农民借此以号召起义，如彰德的朱镇宝，广西的高仙道等。元时禁止白莲社甚严。燃一香、点一烛者，小吏巡军便加以犯禁之罪，拆堂毁像，甚至破家散宅。于是修净土者不得不建立莲宗以示区别。时有东岩圆应净日禅师住持东林十八年，常以念佛三昧开导僧俗。至元二十九年(1292)迁育王庆利禅寺，以开先寺悦堂阇禅师继席。元贞元年(1295)敕为白莲宗善法堂护持教法。元贞二年(1296)赐通慧大师白莲宗主。又有普度于大德九年(1305)撰《莲宗宝鉴》，请准予护持礼净土正忏，诵弥陀正经者。诏以普度为白莲宗头和尚。至顺初(1330)卒。宋元之际盛唱禅净一致之说。习天台贤首教观以及参禅者，无不盛赞念佛，栖心净土。如中峰明本，天如惟则，楚石梵琦，举扬净土尤力。明本尝言：“禅者净土之禅，净土者禅之净土。”有《怀净土诗》一百首。惟则着《净土或问》破诸疑惑，策进梵行。梵琦有《西斋净土诗》。天台宗的妙叶精研台教，专修念佛三昧，着《念佛直指》，其中《直指心要》一篇甚为精造。

元代禅宗只有曹洞、临济两家。曹洞宗只承金代万松行秀之遗绪而已。其弟子雪庭福裕说法度生三十余年。临济宗的杰出人土有大慧派的行端和梵琦，虎丘派的祖钦、原妙、明本、惟则、清珙等。原妙初请益于断桥妙伦，教参“生从何来，死从何去”话，胁不至席，口体皆忘。往参雪岩祖钦，教参“无”字。梦中忽忆妙伦室中所举万法归一话，疑情顿发，三昼夜不交睫，蓦然有省，得钦印可。住临安、武康等处，后迁天台师子岩，设三关以验学人：一、大彻悟人本脱生死，因甚命根不断?二、佛祖公案只是一个道理，因甚有明有不明?三、大修行人当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元贞元年(1295)卒，年五十八。明本为原妙弟子，为吴兴赵孟nR说防情复性之旨，着《金刚略义》。至治三年(1323)自叙出家始末，作《六旬幻迹说》。着《信心铭辟义解》、《楞严或问》、《9U传觉心》、《幻住家训》、《山房夜话》及《语录》等。主张禅净合习，教禅一致以至调和儒释。明本弟子惟则承其遗绪，着《净土或问》、《十法界图说》。清珙(1272—1362)亦是原妙弟子，有语录传世。行端(1255—1341)于英宗至治二年(1322)住径山，二十年足不越阃，大光大慧之道，门下法器甚多，楚石梵琦(1296—1370)号为瑚琏。着有《北游集》、《凤山集》、《西斋集》及和天台三圣、永明、陶潜、林逋诗等。

元代于各宗外尚有白云宗、白莲社、头陀教等目。白云宗创始于宋徽宗时。洛阳宝应寺沙门清觉居杭州白云庵，攻击禅宗，遭禅宗之反对，流于恩州(广东江阳县)。清觉卒后，弟子奉其遗体归葬于余杭白云普安寺，遂成为白云宗之中心。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罢江南白云宗都僧录司，汰其民归州县，僧归各寺，田悉输租。至武宗至大四年(1311)以白云宗总摄所统江南僧之有发者，不养父母，避役损民，延佑四年(1317)禁白云宗总摄沈明仁佩司空印。六年(1319)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诈诱愚民四万人，擅度僧四千八百余人，获钞四万余锭，诏汰其徒。文宗至顺二年(1331)以白云宗田还给白云宗僧沈明琦。白莲社妄撰伪经《妙义归空集》、《达磨血脉血沙论》等。庶俗妄称活佛如来，妇人擅号佛母大士，夜聚明散，密传生死(《莲宗宝鉴》)。元时禁止甚厉。头陀教亦颇流传。成宗大德二年(1298)以李溥先为头陀禅师头目。

第二十节  明代的佛教(1368—1644)

僧伽管理制度  明代管理僧伽制度主要定于洪武年间，其后很少变更。洪武五年(1372)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到处，即与对册。其父母籍，告度年月与册不符，即为伪僧。洪武十年(1377)命天下僧徒讲《心经》、《楞伽》、《金刚》三经。洪武十四年(1381)设僧道衙门，在京设僧录司，掌管天下僧教事，左善世掌印，右善世封印，正六品；左阐教、右阐教督修坐禅，从六品。左讲经、右讲经接纳各方施主，发明经教，正八品；左觉义、右觉义简束诸山僧行，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从八品。各府僧纲司，掌本府僧。教事，都纲一员，从九品，副都纲一员。各州僧正司，掌本州僧教事，僧正一员；各县僧会司，掌本县僧教事，僧会一员。僧凡三等，禅、讲、教。禅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明经义旨，教者利济众生，消业除愆。各司置文册，开写某僧姓名，年甲，某布政司某府某州某县籍，某年于某寺出家，受业某师，先为行童几载，至某年某施主披剃，某甲给度开报。各处有额寺院须写明本寺始于何朝何僧启建，或何善人施舍。僧道各司衙门全依宋制，官不支俸，吏与皂隶合用人数全以僧道及佃仆为之。僧道录司体统与钦天监相同，出入用本品伞盖，遇高官则敛之。各处寺观住持，从本处僧道衙门保举申送本管衙门，转僧录司(道录司)考试中式，具申礼部奏闻。各府州县未有度牒僧道，许本管僧道衙门具名申解僧纲司(道纪司)转僧录司(道录司)考试。能通经典者具申礼部奏闻出给。僧众不守戒律及自相争讼者，听僧道衙门究治，有司不许干预。如犯奸盗非为，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情重者送问。在外听有司断理。洪武十五年(1382)天下僧道的田土不许出卖。十六年(1383)制定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成规，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凡持瑜伽教僧，经过试验，通习成规仪式者方许为僧。二十四年(1391)禁止僧人不入丛林，与民间杂处。私有眷属，潜住民间者枭首示众，容隐窝藏者流三千里。瑜伽僧赴应每日每僧五百文，主磬、写疏、召请三执事各一千文。陈设经像香灯，供给阇黎等项劳役一千文，文书除一表三申三牒三帖三疏三榜，不得妄费纸札。民间世俗不得仿僧瑜伽呼为善友，违者罪以游食。洪武二十五年(1392)试经给僧度牒。洪武二十七年(1394)榜示僧教条例，僧人犯罪，须预去僧服以受擒拿。赐田税粮全免，常住田虽有税粮，仍免杂役僧人差役。僧有妻者，许人捶辱索钱，打死勿论。愿还俗者听。洪武二十八年(1395)设上中下三种考试沙门。三十年(1397)命所有寺院俱建禅堂，安禅集众。

此后一切制度均依洪武旧规，只有武宗自称大庆法王，正德二年(1507)度僧四万人。世宗好道，嘉靖元年(1522)曾毁拆京师佛寺，十四年(1535)又毁宫中佛像。

各宗情况  明代天台只在晚明始有真觉、传灯、智旭三世相承，重兴三观十乘之学。真觉，号百松，于万历中申明性具理毒之旨，判《楞严》为方等实相教，有《楞严百问》一卷。其弟子传灯于万历十五年(1587)于天台山教授学徒，兼习禅净。撰《楞严玄义》、《天台方外志》、《楞严圆通疏》、《性善恶论》、《弥陀经圆中钞》、《维摩经无我疏》等。常修法华、大悲、弥陀、楞严诸忏。智旭与真可、株宏、德清称为明末四大师。智旭(1598—1654)幼好儒学，誓灭佛老。十七岁偶读袜宏《日知录》及《竹窗随笔》有所反省。二十四岁出家。三十岁撰《毗尼事义集要》及《梵室偶谈》，谙宗门流弊，决意弘律。崇祯三年(1630)，年三十二，究心台宗，但以近世台宗、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故不肯为台宗子孙。着《灵峰宗论》及各经注解凡六十八部二百二十九卷。

明代贤首宗多兼慈恩，自元南山真萃下分两系。一系是真萃——独溪兰——德岩净行——能仁——清——玉峰永琛——石庵德姬——南中定兴——虎丘青——汾阳清远——高原明昱，撰《相宗八要解》、《成唯识论俗诠》等。另一系是真萃——青谷元遇——别峰大同——汴梁古峰——栖岩慧进——达庵广通——寄庵普泰。泰撰《百法明门论解》、《八识规矩补注》。泰传遍融而至株宏(1506—1586)。宏着《弥陀疏钞》，总持圆顿诸经，融会事理，指归一心。又以戒为根本，着《沙弥要略》、《具戒便蒙》、《梵网经疏发隐》等。录古德机缘中语，为《禅关策进》以示参究之诀，谓禅净双修，不出一心，所着经疏及《竹窗三笔》等凡二十余部。普泰的另一弟子悟勤传雪浪洪恩及憨山德清。雪浪撰有《楞严科判》、《雪浪集》等，德清着有《楞伽笔记》、《法华通议》、《梦游集》等凡十二部。

律宗自元季以至明代中叶，荒废不行；至明未经如馨(1541—1615)而中兴。如馨因往礼五台，顿悟五篇三聚心地法门，视大小乘律如胸中自在流出。南归后中兴戒法，专持梵律，皎若冰霜。’万历中开戒于栖霞、甘露、灵隐、天宁诸刹。世称为中兴律祖，着《布萨仪轨》。馨传寂光(1580—1645)，光初从雪浪洪恩习贤首教观，后受业于如馨。如馨弘戒于五台，光助其教授，历游诸方，重兴宝华山隆昌寺。明末又有弘赞弘扬律学于广东鼎湖，着有《四分律如义标释》、《四分戒本如释》等经戒疏解二十部。

明代承宋元禅净一致之说，禅教诸德多提倡念佛，禅宗临济如景隆恕中无愠、笑岩德宝，曹洞宗如无明慧经、湛然圆澄，贤首宗如憨山德清，天台宗如幽溪传灯、蒲益智旭等赞扬净土为最着。景隆有净土诗一百八首。传灯有《净土生无生论》，融会三观阐扬净土法门。智旭着《弥陀要解》，用一心三观之法以释念佛法门。唯有莲池袜宏，世尊之为莲宗第八祖。

明代曹洞宗于洪武中有天界道成大弘曹洞宗乘。嘉靖之世义学纷纭，禅宗落寞。少室一支，流人评唱；断桥一派，几于平沈。至明未有无明慧经之提撕，有弟子元来、元贤、元镜、元谧等，一时曹洞之风大振。慧经(1547—1617)隐居峨峰，躬自耕作，凿石开田，不惮劳苦，二十年如一日。弟子博山元来(1575—1630)有《参禅警语》，足窥知其家风。又有净土诗一百八首。鼓山元贤(1568—1657)为诸生时，嗜周程张朱之学。年二十五得《楞严》、《法华》、《圆觉》三经，始归释氏。因看乾屎橛话有省，投慧经落发。着有《洞上古辙》、《五位图说》、《三玄三要说》等，发明济洞二宗之旨。又撰《补灯录》以补《五灯会元》之阙。有《建州弘释录》、《净慈要语》、《楞严略疏》、《金刚略疏》、《禅录内外集》、《四分戒本解义》、《律学发轫》等。又修《鼓山志》。临济宗名德有恕中无愠、呆庵普庄、慧山绍琦，而笑岩德宝称为中兴，再传有天童圆悟、磬山圆修大弘此道。无愠(1309—1386)设三问以勘禅客：一、稳坐家堂，因甚主人犹不识?二、掀翻大海，掴碎须弥，平地上因甚抬脚不起?三、眼光烁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地，因甚不见?三句内，一句外，不涉两头，有人道得，柱杖子两手分付。普庄(1346—1403)着有《呆庵歌》，自叙其志，有《语录》五卷。绍琦(1404—1473)以念佛为公案。德宝(1568—1581)初以念佛人，有《净土诗》、《笑岩集》行世。圆悟弟子汉月法藏于崇祯二年(1629)着《五宗原》，以圆相是千佛万佛之祖，五宗各出圆相之一面，独临济为正。圆悟于崇祯七年(1634)作《九辟》，九年(1636)作《三辟》严斥其非。法藏又作《智证传提语》。圆悟斥其变临济宗风为讲席，法藏弟子潭吉弘忍作《五宗救》为藏申辨，圆悟于崇祯十一年(1638)作《辟妄救略说》以驳之。又圆悟弟子费隐通容作《五灯严统》，以云门法眼二派属南岳。三宜明盂诉之于官以断曲直。觉浪道盛、远门净桂亦罪责容，箬庵通问、遇翁弘储为之往复周旋以解之。通容有《辨天说》驳天主教，其别集中有《金粟辟谬》一文，攻击共同门朝宗通忍；有《说木陈欺天童老和尚》一则，攻击其同门木陈道态；有《判狂解》，攻击玉琳通诱；《室中偶语》攻击瑞白明雪，盖亦好辩之徒。

第二十一节  清代的佛教(1644—1911)

僧伽管理制度  清代僧官，白天聪六年(1632)给僧道度牒，僧道不许买人为徒，违者治罪。崇德五年(1640)新收僧人纳银给牒。顺治二年(1645)停纳银之例，严禁私造寺像和私度。顺治六年(1649)又敕僧道度牒每道纳银四两。八年(1651)又免纳银。十五年(1658)更换发满汉字度牒，已纳银者换牒，未纳银者纳银给牒。十七年(1660)又免纳银。康熙四年(1665)前代敕建寺庙各设僧道十名，私建者各以八、六、四、二名差等。本户不及三丁，不及十六岁者不许出家。康熙六年(1667)敕建寺庙六千七十三，小寺庙六千四百九，私建大寺庙八千四百五十八，小寺庙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僧十一万二百九十二，尼八千六百十五；道二万一千二百八十二。共计寺庙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二，僧道十四万一百八十九。十三年(1674)依明代旧制设僧录司，正副各一人，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府设僧纲，州设僧正，县设僧会。各寺观僧道令僧纲道纪按季造册。各省士民捐置庙宇并给价买开各田地原赋粮额，均准核实题豁。十五年(1676)私度者杖八十为民；顶名冒替者笞四十，度牒人官，僧道官革职还俗，并停止给牒。五十年(1711)以寺庙多占民田，以致民田减少，游民充为僧道，禁创建寺庙，乾隆元年(1736)恢复度牒，清查应付僧，止给本身度牒，不得招受生徒，愿还俗者听，妇女年未四十不许出家。各督抚岁终将所减实数具报。凡僧道娶妻，僧道犯奸，妇女人寺观烧香，僧道奸诱妇女及军民于寺观奸诱妇女均依律治罪。自乾隆元年至乾隆四年(1736—1739)礼部颁发度牒已三十四万一百十二张。敕僧道凡有事故，原牒追缴，不许改名更替，如有隐匿影射情弊，官罚俸三月，僧道勒令还俗，僧道年四十，方准受徒一人。年未四十受徒及受不止一人，官吏失察，罚俸三月，所报徒勒令还俗。三十九年(1774)敕永废止僧道度牒。自此以后僧道只有各寺所给戒牒而无度牒。

自明亡以后，民族起义多借用宗教团社的名义以资号召。因而清代对于会门的禁制，特别严苛。雍正十二年(1734)禁无为、白莲、焚香、闻香、混元、龙元、洪阳、白阳、圆通、大乘等教。乾隆九年(1744)河南三教堂设佛老圣人像，男女礼祷。武涉二县有三十八处，淇县、安阳、商邱等处次之，豫省总有三教堂五百九十余处，而商邱石洞最为宏壮。依律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为首者绞，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凡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教者亦同。至于红阳教等并无传习咒语，但供有飘高老祖，拜师授徒者发边远充军。然而终清一代，农民利用会门以起兵反抗者未尝断绝。

各宗情况  清代传贤首宗有柏亭续法、达天通理，居士中有周克复、彭绍升，乃至龚定庵、杨文会、谭嗣同都是习华严宗旨的。续法是明袾宏的四传弟子，着有《楞严经灌顶疏》、《贤首五教仪》、《五教仪科注》等。通理(1701—1782)是明普泰的七传弟子，乾隆四十五年封为阐教禅师。着有《楞严指掌疏》、《法华指掌疏》、《五教仪增注》等。彭绍升撰《一乘决疑论》和《华严念佛三昧论》。杨文会自称：“教依贤首，行依弥陀。”创办金陵刻经处，在国外访求古佚经疏，对佛教的复兴有极深的影响。

天台宗在清代极少名德。律宗是以宝华山隆昌寺为根本道场，自明末如馨、寂光提倡而后，人清有读体、书玉、德基等相继赞扬，五传而后，仍归衰竭。读体(1601—1679)受寂光的嘱付总持三学，结界立规，率先躬行，是制必遵，非法必革。复安居之法。撰《毗尼止持会集》、《毗尼作持续释》、《传戒正范》、《毗尼日用切要》、《沙弥尼律仪要略》等。弟子德基(1633—1700)撰《毗尼关要》、《羯磨会释》、《比丘尼律本会义》等。书玉(1645—1721)撰《梵网初津》、《羯磨仪式》、《沙弥述义香乳记》、《二部僧授戒仪》等。使宝华一派的戒法臻于完备。玉弟子福聚(1686—1765)入京住愍忠寺，着《宝华志余》、《南山宗统》等。自此以后逐渐弛懈。

清代净土持名之法更为普遍。其盛弘净土者有省庵实贤(1694—1742)，世称为莲宗九祖，彻悟际醒，世称为莲宗十祖。实贤于三观十乘之旨、性相之学无不贯通，传天台灵峰四世正宗，因参念佛是谁话，恍然契悟，历主诸寺，每年佛涅槃日讲《遗教》、《弥陀》二经，示是心是佛之旨，着有《语录》等。际醒(1741—1810)亦习天台教观，栖心净土，着有《语录》、《念佛伽陀》。

清代禅宗只于清初时，曹洞宗有鼓山元贤及博山元来二系，临济宗有天童圆悟、磬山圆修二系较盛，其后即渐寂寞。元贤弟子以道霈为最，元来弟子以道独为最，圆悟弟子以道志为最，圆修弟子以通诱为最。道霈有《秉拂语录》、《餐香录》、《还山录》、《雪山法会录》、《旅泊庵稿》等。道独有《语录》传世。道态(1596—1674)于顺治中曾人京为世祖开示法要，着有《化游录》、《布水堂集》、《敦本避邪论》、《九会语录》、《禅灯世谱》等。通诱(1614—1675)亦曾于顺治中人京，在内廷说法。